唐宋历史的另类思考
作者:Leon 日期:2005-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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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溪夜话题记：这是本人继“重新认识宋代历史”之后又一篇关于宋代历史的文章。自“重新认识宋代历史”被网上多次转载之后，笔者看到许多批评的意见，其中不少意见是中肯且有建设性。对这些问题，本人思考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准备用另一篇作为回答。本篇主要针对一些意见比较集中的观点进一步阐明个人的见解。为使论点更有说服力，同时又照顾一般读者不喜欢查阅原始资料的习惯，一些重要的论据，本文都进行了摘录并标明出处，有兴趣的网友可以进一步阅读。本文篇幅过长，性急的网友无法通篇阅读，幸而本文各章节基本独立，网友可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
将唐宋并称，似乎不符合一般人对历史的认识。我们传统的历史教育，使人们习惯将汉唐并称。所谓汉魂唐魄，大致是人们所向往的盛世。然而，学术界的一些人，却喜欢将唐宋并列在一起，称之为“治隆唐宋”。站在世界的角度上，一些历史学家，当然，这些历史学家主要是外国的学者，却对中国宋代的评价要高出国内的评价，甚至要高出对中国其它朝代的评价，更有人认为，近代史的序幕是由中国的宋代拉开。为什么专家意见和大家的感觉会有如此的差异呢？事实上，我们所赞美的一些盛世，它们所处的时代里，在世界其它地区，也有实力相当的国家称雄。
与汉代并存的是罗马帝国；与唐代并存的是阿拉伯帝国。从罗马帝国和阿拉伯帝国对世界文明进程产生的影响看，华夏文明最鼎盛的时代汉唐两朝似乎还不能和这两个帝国相比。汉唐两朝对外部世界的影响似乎从未超出亚洲，基本局限于东亚。而罗马帝国和阿拉伯帝国的势力都曾经横跨欧亚非三个大陆，至今仍然发挥重大影响。代表基督教文明――罗马帝国的继承者日耳曼人建立了现代欧洲和美洲的文明，并继续在其它地区扩张；代表伊斯兰文明的阿拉伯帝国以及后来的拜占廷帝国，仍然在欧亚非地区拥有重大的影响力，中国的一半近邻都有伊斯兰文明的背景。而普通中国民众所蔑视的宋代却对世界文明产生极为重大的影响。本文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解释这一令人困惑的历史。
华夏文明中心论是中国传统世界观的主体
和基督教信奉地球中心说一样，中国人自古一直信奉华夏中心论。这是一个民族认知上的悲剧，不幸的是，在西方已经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之时，我们仍然没有幡然醒悟，反而将这一悲剧拉到高潮：从乾隆皇帝对待大英帝国使臣的居高临下的态度，我们就完全了解我们祖先在封闭的心理下所表现出的无知多么严重。直至今日，我们普通民众世界观仍然存有华夏文明中心论的烙印。当我们不知道外部世界时，我们自视优越；当我们发现外部世界优越时，我们则说：早些年我的祖上要比你们阔多了。因为信奉华夏文明中心论，我们堕入一个怪圈：这个民族习惯于自欺欺人，习惯于委过于人。这个民族痴迷于昔日的辉煌，却倾向于忘却曾经的不幸。
我们一直自诩为四大文明古国，是两河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和华夏文明中的一分子。可我一直不明白，古希腊文明怎么不是几大文明之一？从考古研究的结果看，古希腊文明可以上溯到前2200年左右，从实证的角度看，华夏文明至今还没有什么文物可以上溯到这个时期，我们基本上是以司马迁漏洞百出和时序错乱的《史记》作为根据来下结论，这种结论对于信奉实证主义的西方历史学家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当然，不接受并不等于不存在，但证明存在必须要有大家都能接受的证据（中国的历史学家和科学家往往欠缺这种科学精神）。
大约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古希腊文明达到鼎盛状态（实际上东方的中国文明也在这一时期达到高潮，从精神文明的发展看，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是有史以来最有成就，对中国及东亚历史影响最为深刻的时期），从古希腊文明对后代的影响看，从当时文化及文明取得的水准看，毫无疑问，古希腊是所有古文明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是当今最强势文明----西方文明之母），这样历史悠久与华夏文明毫不逊色的古文明没有被称为五大文明，亦或为四大文明，只能说明我们民族（或者部分精英）心理是多么阴暗。
为什么这样说呢？从文明的传承看，只有华夏文明和古希腊文明存在明显的传承主体和传承轨迹，而其它古文明基本上在历史的进程中淹灭和中断，没有必然的传承关系，甚至连逻辑上传承关系都没有。现在的答案已经很明确了，我们把古希腊文明排斥在几大古文明之外，刻意将华夏文明打扮成几大文明仅存的一个，来证明华夏文明的优越。殊不知，华夏文明自满蒙入侵之后，已经势微，到了1949年以后已经中断，我们的政治哲学和文化哲学里已经殖入了西方文明的种子----马克思主义，我们已经失去了传统的道德和传统的文化，当我们在为四大文明而自豪时，而华夏华文明恰恰中断在我们这一两代人的手中，这不可悲吗？
有了华夏文明中心论的认知，诸夏万民就有了天朝上国的优越感，即使是蛮夷之族的满人，一旦入主中原，似乎血统也立马高贵起来。看看乾隆给英国使臣的批文，就知道当时国人对于世界的眼光与胸襟。正因为人们一直陶醉于文明的优越，当中原王朝势力强盛时，我们乐于倾听来自“蛮夷”之族的奉承，中国的皇帝一贯认为富有四海，对四方夷狄只在乎名号，而从不计较利益。当中原势力衰弱时，我们对入主中原的异族，往往采取既来之，则安之的态度，事后的历史又迫不及待地将其纳入中国历史的正朔（当然，异族统治者也乐于被奉承），来粉饰华夏文明中心论的光环。正如一个骗局，人们们自觉和不自觉地陷入其中，一旦骗局被人戳穿，人们往往咒骂的，不是制造骗局的人，而是戳穿骗局的人。
宋代的先民将华夏文明推进到中国历史最高的水平，也是当时世界文明的顶峰，这一成就本来可以让中国人，也让人类感到自豪和景仰，然而宋代却亡于一个野蛮民族，对于一向自大和习惯自欺的华夏民族而言，表面接受现实，但内心却无法承受这种文明之耻。有元代宋以后，学者们似乎忘却了圣人的训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一方面忙于阳奉鞑胡为正朔以延祀，一方面又忙于抵毁宋代先民为泄愤。直至今日，在强大而优越的西方文明之前，我们仍然不能摆脱华夏文明中心论的窠臼，无视西方史家的结论，仍然对宋代中国表达的强烈蔑视和不屑。当然，我们无权责怪普通民众，他们对世界对历史的看法与观点缘于学者的论述与传播。如果学者一味地指鹿为马，普通民众只能认为鹿就是马了。
唐朝是一个被过高评价的中国朝代
可以这样说，近世华夏文明是祸起于宋，而肇因于唐，今天的种种，基本上皆拜唐宋所赐。话到这里，我们不得不从宋代的国防资源问题说起。中国的地理形势，长江以南水网交错，气候炎热潮湿，不适合骑兵作战。江淮之间，也是河网纵横，历来是南北战争的分界线和主要战场。过了淮河，直至黄河流域，就是大平原。一出长城，更是大平原。所以在北方作战，一定得要骑兵。而中国之对付北方塞外敌人，更非骑兵不可。而骑兵所需的马匹，在中国只有两个地方出产。一在东北，即所谓蓟北之野，即今热察一带。一在西北，即甘凉河套一带。一定要高寒之地，才能养好马。养马又不能一匹一匹分散养，要在长山大谷，甘泉美草之地，沃野千里之域，才能成群放养，最终为骑兵出塞长途追击之用。而这两个出马之地，在宋朝开国之时，正好一个被辽国盘踞，一个被党项长期占有。与马相关联的尚有铁，精良的铁矿，亦都在东北塞外。这些重要战争资源的先天缺乏，使宋代战略上失去主动出击的战争资源。
宋立国之后的数次对辽战争，前胜后败，后人皆讥宋太宗不知兵，现代人更以近世的眼光看宋辽战争，殊不知，没有战马以及战马组成的强大机动部队，在平原地区与以骑兵为主要力量的辽国决战，这和海湾战争中的萨达姆装甲部队遭遇美国空军的命运一样。相反，辽国在与宋军作战时，反而显得更有战略与战术能力。在宋辽战争中，因为辽国对北宋一直没有领土上的要求，因此一直保持战略上的克制，辽国统治者一直控制辽宋之间的战争规模，要求战线不得超过宋国纵深300公里，这种战略既保证了辽兵作战区间的有利地形；又能有效地运用骑兵进退自如战术优势。当然，从现代的国际观点看，宋辽战争的根本点是宋朝企图通过战争夺回幽云十六州故地，而这些故地已经在后唐时期归属辽国，是辽国领土的一部分，而且是最具战略价值的一部分。控制幽云，实际上就等于锁住汴京的咽喉，双方都知道此地战略价值之所在。终宋一代，对故土的追求，酿成两次亡国。而这一切悲剧，却开始时大唐盛世。
唐朝对于后代毫无开疆拓土之功，反而丢掉华夏民族控制漠北前进基地和战马供给基地----河南与河北广大地区（今河北、宁夏、内蒙、甘肃、青海等地）。近人习惯以盛唐时期的疆域来宣扬唐代开疆拓土之功（这如同炒股一样，股票火爆时的帐面资产是靠不住的）。实际上，由于安史之乱，不仅初唐和盛唐时期开拓的国土全部丢失，连汉隋等朝开疆之地也一并丢失。唐朝立国之策失误，造成宋代立国困局终其始终。这种历史上的因果关系一直被人忽视，使得许多本该唐朝承担的责任反而由宋代背负。
隋唐时代，中国遭遇千载难缝好时机：其一，突厥内部的分裂严重削弱了突厥人的战争潜力和战斗意志；其二，经过长达两百多年的分裂与战乱，特别是北朝异族的残暴统治，人心思定，民意思统。在这种有利的内外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了华夏民族的一个新的帝国时代。华夏民族进入了一个新的复兴时期。如果采用汉初无为而治的政策，内修政治，外结友好。文求治国之道，武求安边之术。总结出类似贾谊之策、晁错之谋、董仲舒之道这一类垂范后世的经典。那么，唐代不仅给后代创造更多的文化遗产，还会使自己的国祚接近或超出汉代。然而，气势如虹的大唐，不仅没有创造国祚的奇迹，而且，它给百姓带来的和平时期不仅不如汉代，不如宋代，甚至不如明代和清代。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呢？统治这两朝的皇帝，特别是隋炀帝和唐太宗，对疆域都有很强烈的进取心。大抵两位帝王都得国不正，急需建立奇功来自解。所以并不打算遵守中国古代传统的安边策略：爱民攘夷（‘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西周以此国策安边而有三百五十余年国运，可见这一策略十分有效。同样，有很多著名的历史悲剧恰恰就是违背了这一古训。申侯犯规，子带破戒，开门揖盗，引狼入室，国都焚毁，幽王被杀，西周覆灭，东周危殆。三国魏晋，胡人归附，皆安置于都城附近，江统劝出塞外，晋武帝竟不准，武帝死后没有几年，终致弥天大祸。西晋灭国，中原故土，竟成胡人的天下；华夏衣冠，不得不退守江南。殷鉴不远，以太宗的神武圣明，本来对夷夏如何相处，该有清醒的认识，然而，有着胡人血统的隋唐皇帝（唐高祖李渊是隋炀帝的表兄）本没有多少夷夏之防，加上隋炀帝和唐太宗又都是好大喜功之人，对于四夷远服，乐得照单全收，并且安置于河南以示天恩浩荡（匈奴旧地），使处京畿附近。
关于唐王朝这方面的国策，在贞观朝内部也存在争议，当时并不是没有有识之士，实际上，魏征就是一个正确代表。在《贞观政要》的卷九里，有明确的记载。贞观四年，李靖击败突厥颉利部，其部多来归降。太宗诏议安边之策，中书令温彦博议：“请于河南处之。准汉建武时，置降匈奴于五原塞下，全其部落，得为捍蔽，又不离其土俗，因而抚之，一则实空虚之地，二则示无猜之心，是含育之道也。”太宗从之。秘书监魏征曰：“匈奴自古至今，未有如斯之破败，此是上天剿绝，宗庙神武。且其世寇中国，万姓冤仇，陛下以其为降，不能诛灭，即宜遣发河北，居其旧土。匈奴人面兽心，非我族类，强必寇盗，弱则卑伏，不顾恩义，其天性也。秦、汉患之者若是，故时发猛将以击之，收其河南以为郡县。陛下以内地居之，且今降者几至十万，数年之后，滋息过倍，居我肘腋，甫迩王畿，心腹之疾，将为后患，尤不可处以河南也。”温彦博曰：“天子之于万物也，天覆地载，有归我者则必养之。今突厥破除，余落归附，陛下不加怜愍，弃而不纳，非天地之道，阻四夷之意，臣愚甚谓不可，宜处之河南。所谓死而生之，亡而存之，怀我厚恩，终无叛逆。”魏征曰：“晋代有魏时，胡部落分居近郡，江统劝逐出塞外，武帝不用其言，数年之后，遂倾？、洛。前代覆车，殷鉴不远。陛下必用彦博言，遣居河南，所谓养兽自遗患也。”彦博又曰：“臣闻圣人之道，无所不通。突厥余魂，以命归我，收居内地，教以礼法，选其酋首，遣居宿卫，畏威怀德，何患之有？且光武居河南单于于内郡，以为汉藩翰，终于一代，不有叛逆。”又曰：“隋文帝劳兵马，费仓库，树立可汗，令复其国，后孤恩失信，围炀帝于雁门。今陛下仁厚，从其所欲，河南、河北，任情居住，各有酋长，不相统属，力散势分，安能为害？”给事中杜楚客进曰：“北狄人面兽心，难以德怀，易以威服。今令其部落散处河南，逼近中华，久必为患。至如雁门之役，虽是突厥背恩，自由隋主无道。中国以之丧乱，岂得云兴复亡国以致此祸？夷不乱华，前哲明训，存亡继绝，列圣通规。臣恐事不师古，难以长久。”太宗嘉其言，方务怀柔，未之从也。卒用彦博策，自幽州至灵州，置顺、？、化、长四州都督府以处之，其人居长安者近且万家。自颉利后，诸部落首领来降者，皆拜将军中郎将，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惟拓拔（西夏李元昊之先）不至，又遣招慰之，使者相望于道。凉州都督李大亮以为于事无益，徒费中国，上疏曰：“臣闻欲绥远者必先安近。中国百姓，天下根本，四夷之人，犹于枝叶，扰其根本以厚枝叶，而求久安，未之有也。自古明王，化中国以信，驭夷狄以权。故《春秋》云：‘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自陛下君临区宇，深根固本，人逸兵强，九州殷富，四夷自服。今者招致突厥，虽入提封，臣愚稍觉劳费，未悟其有益也。然河西民庶，镇御藩夷，州县萧条，户口鲜少，加因隋乱，减耗尤多，突厥未平之前，尚不安业，匈奴微弱以来，始就农亩，若即劳役，恐致防损，以臣愚惑，请停招慰。且谓之荒服者，故臣而不纳。是以周室爱民攘狄，竟延八百之龄；秦王轻战事胡，故四十载而绝灭。汉文养兵静守，天下安丰；孝武扬威远略，海内虚耗，虽悔轮台，追已不及。至于隋室，早得伊吾，兼统鄯善，且既得之后，劳费日甚，虚内致外，竟损无益。远寻秦、汉，近观隋室，动静安危，昭然备矣。伊吾虽已臣附，远在藩碛，民非夏人，地多沙卤。其自竖立称藩附庸者，请羁縻受之，使居塞外，必畏威怀德，永为藩臣，盖行虚惠而收实福矣。近日突厥倾国入朝，既不能俘之江淮，以变其俗，乃置于内地，去京不远，虽则宽仁之义，亦非久安之计也。每见一人初降，赐物五匹，袍一领，酋长悉授大官，禄厚位尊，理多糜费。以中国之租赋，供积恶之凶虏，其众益多，非中国之利也。”太宗不纳。由此可见，门户洞开，广纳四夷，不是明皇首倡。
推及以远，隋文帝、炀帝、唐高祖均有失察之责。然而，首要责任，当推太宗。高祖开基之后，四年削平海内，两年后发生玄武门之变，随即退位。因此，唐朝的制度建设及祖宗之法，基本由太宗规划和确定。太宗一朝的典章礼仪，规矩律例，影响有唐一代。有夏以来，三王以降，文韬武略，无出太宗之右，太宗本人也颇矜能伐功。适逢隋唐之际，华夏兴盛，四夷不振之时，太宗急欲建万代基业，做旷世君主，德过三皇五帝，功过秦皇汉武。区区华夏之尊，已容不下太宗的远大抱负，做天下的共主，才配得上太宗的雄才大略。故廷议之前，方略已定，成竹于胸。彦博之策，本是太宗所欲；魏征之言，纵是可行和妥善，只是本非所欲，虽能洞察其理，但其好大而喜远，矜功而徇名，不能据理而自制，故虽有善纳谏言之美名，但急欲建立空前绝后之功业，故听而不纳。
自此胡人长期盘踞河南之地（即今河西走廊，汉武帝从匈奴夺取之后，一直属中国所有，此地水草丰美，宜农宜牧，是中国培育与放养战马的最佳地域，将其送给胡种，一旦不归所有，无异自毁长城，这是战略性的错误），从此断了华夏反制来自北方的军事命脉。华夏文明以后的祸患即发端于此。太宗之后，高宗、武周、玄宗的门户更开。开元之时，唐朝达到极盛。唐玄宗改元天宝后，志得意满，决意放纵享乐，从此不问国事。在纳杨贵妃后，更加沉溺酒色，信用奸相李林甫把持朝政。唐初自武后始，为鼓励军人建立军功，常常以“出将入相”晋升立功边将。李林甫为了长期把持相位，杜绝汉族同僚的“出将入相”之源，曾奏曰：文士为将，怯当矢石，不如用寒族蕃人，蕃人善战有勇，寒于即宏党援，彼生而雄，善马上，长布阵，天性然也，若陛下感而用之，使必死，夷狄不足图也。帝以为然。由于李林甫把持朝政19年，逐贤臣，进小人，用蕃将，养盗自重，使朝政败坏到不可收拾，最终将日如中天的大唐，带入毁灭的进程。安史之乱爆发时，朝廷除郭子仪是汉族大将外，无论敌友，统兵者均非华夏之人，这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如蕃人安禄山、史思明，百济人黑齿常之，高句丽人高仙之，契丹人李光弼，突厥人哥舒翰、李怀光、仆固怀恩、阿跌光进等）。
从太宗朝的开门揖盗，到玄宗朝的借鼠守仓，唐王朝自己种下的祸根，迟早会生出怪胎。没有安禄山，也有其他的胡人作乱。从公元621年削平群雄到公元755年安禄山起兵造反，我们极力推崇的唐王朝仅给华夏万民135年的休养生息（作为中国历史的主要朝代之一，这个时间并不理想）。其间虽然经历多次战争，除了徐敬业起兵谋反武周外，基本上都是对外的扩张战争，战争的结果是大量异族民众进入华夏的心腹地带居住，唐王朝的幅员进一步扩大。近世人们所称颂的大唐国国土历史第一，指的就是开元时代。然而，安史之乱，彻底改变了大唐盛世，也改变了大唐的版图。
为了平息安史之乱，唐朝廷不得不向吐蕃、回纥等国借兵，大量起用胡兵和胡将，同时提供优厚条件，招降安史部将。结果，吐蕃、回纥、南诏等国乘机入侵，西域从此完全丧失，盛唐时的开疆拓土自此前功尽弃。至肃宗大难略平，君臣皆幸安，故瓜分河北地，付授叛将，护养孽萌，以成祸根，安史之乱刚息，藩镇之祸又生。太宗时代迁入腹心地区的胡人，或平乱有功受封，或因招安受抚，从此割据河北、陇西、山东等地，连传统的华夏领地也有不少失去控制，到了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大唐帝国的疆土已经失去了三分之二；就在这仅余的三分之一疆土上，也是藩镇割据，无力统一，中央政府仅仅维持了一个虚幻的唐王朝名义。从某种意义看，晚唐的气象倒和春秋时代的周王朝很类似。但晚唐却没有齐桓、晋文这样的诸侯，皇帝不仅受制于潘镇，而且受制于太监（这在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唐代对中国文化发展的贡献与它所具备的国力极不相当，也与后世对它的赞美极不相称。直到今天，大多数人一直认为唐代是中国文化最繁荣的时期，甚至是文化发展的顶峰时期。人们普遍的证据是将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唐诗达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水准来概括唐代对中国文化贡献的全部。以盛唐时期的国力，唐代应该担当文化建设并将其推向华夏文明巅峰的使命。然而，与人们传统观点相反的是，唐代文化不仅不是中国文化的最高峰，而且前不如战国、汉代，后不比宋代，甚至不如明代。
作为一种普世价值，文化建设可分为三个层面：哲学与价值，道德与伦理；制度与人事；学术与学术环境。其中，最核心的是哲学与价值，道德与伦理。它的确立与取向决定了其它两个层次的发展。华夏文明的核心基于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学说。其中又以儒、法、道三家学说为主体。汉代的主要贡献恰恰在于它确立了华夏文明稍后发展的文化主线：文景时代的黄老之学，武宣时代的儒法共存（儒表法里），最终演变成以儒为主的三位一体或三教合流。中国两千年的大一统制度的建立，秦始皇虽有开埠之功，但真正完成帝国内涵与形式建设的是汉代（秦只建立了形式上的帝国），因此，汉代有创世之功。除此之外，汉代对华夏文明另一个重要贡献是对经典的搜集与研究，使得差点中断于秦始皇 “焚书坑儒”的华夏文明多样性得以保存（世界上很多文明的湮灭往往都是由于部落与国家之间的战火），所谓的汉经学，就是汉儒整理与保存文献的研究活动与学术成就。从华夏文明的发展整个过程看，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有创建之功，汉儒有承上取下之功，宋儒有发展之功（包括明儒）。
而处在汉宋之间的大唐，空有强大的国力，却对华夏文化的建设没有产生划时代的影响。钱穆先生在《晚学盲言》的“政治与社会”曾经这样评论“唐代在中国学术史上，实仅可称一文学时代，前不如南北朝，后更不如宋。……唐代可称述者，除富强外，人物则可谓渺乎在后矣。……言学术思想，则在中国历史上又每以汉宋对比。宋代实为中国历史上之文艺复兴时代，而唐代实乃其衰落时代。”唐诗的辉煌成就掩盖了唐代学术的凋敝。事实上，唐代华夏文化始终受到两种外来文化的困扰：日常生活的胡化倾向（唐后期河北地区出现的地方割据，陈寅恪认为是由该地区的“胡化”所致）和哲学领域的佛教倾向。这两种倾向不是外来文化入侵的结果，而是唐代帝王开放政策的一部分，甚至是为了压制传统文化而采取的主动措施。同前面国防政策的失策一样，在传统文化方面，唐代又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保护措施，反而花费大量的财力发展外来的文化。
当唐朝武功全盛之时，居住于西北的大量游牧民族或被迫归附、或主动请归。唐政府不断地将这些归顺的异族集中迁入内地，同时又维持这些异族的习俗和和信仰。这种异域文化必然对周边的华夏民族产生影响。特别是唐都城长安，大量异域人士的定居，使唐长安呈现一种多文化的景象。关于唐代社会的“胡化”倾向，众多前辈学者已有精辟的论述，特别是向达先生在其《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书中，对唐代长安、洛阳的“胡化”现象，包括服饰、饮食、宫室、乐舞、绘画、宗教、游乐等诸多方面做了详尽的考察。虽然这些“胡化”现象，如《旧唐书•舆服志》就载：“开元来……太常乐尚胡曲，贵人御馔，尽供胡食，士女皆竞衣胡服……” 出现过“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的“胡化”风潮。这些文化表层范围的异化，对于中原地带的汉民族的文化根本产生的影响可能并不大，但对于河东、河南之地的居民则影影响深远。事实上，与“胡化”对立的是“汉化”，当这一地区的异族保持原有的习俗和信仰，保持传统的生活方式，反而会导致原居的汉民族产生“胡化”，这种区域性“胡化”和日常生活中的“胡化”是完全不同的，它表现的是“文化寄生”，“文化繁殖”到最终的“反客为主”。唐政府完全放弃汉学的教化功用，助长了这一地区“胡化”，也使汉学失去了一次走向世界的宝贵时机。
现在很多国人都盛赞唐代文化何等开放，唐人心胸何等宽广。从现存的各种文物看，唐代更多的是文化吸收，而没有多少文化输出（当然有人会说日本从唐代学了不少，问题这是日本人主动求学，而不是我们主动传教）。正因为这些后世所谓的开放和开明政策，使得唐代对归附中央的异族统治一直停留于表层：即简单的军事占领和名义上的君臣关系。这种没有文化内涵的统治是靠不住的。从世界各文明的历史进程看，要想实施永久的统治，政权的建立只是开始，文化的建设才是根本。要想使异族永久地归属，文化上的同化才是民族融合的根本手段（如同我们汉族的形成，血缘不是主要的，文化认同才是根本的）。
唐代对异族文化与传统的保存和尊重，对这些民族而言，可能是幸运的，但对华夏民族而言，是绝对不幸的，因为我们没有在实力具备绝对优势的时期对西北地区建立完全有效的统治，使这一地区因为文化同源而成为华夏文明的永久屏障。从中国历史进程看，这一地区历来是华夏文明主要危险的源泉。不幸的是，西北地区“胡化”的同时，存在着“汉化”的逆过程。这种“汉化”使得这些游牧民族不再是当年的吴下阿蒙，有机会近距离地见识中原王朝先进的制度和文化，促使这些异族迅速地摆脱愚昧，进入文明时代。这种不是同化的“汉化”，使这些民族在学习先进文明的同时，保存了自己民族的主体。这种“汉化”没有儒家传统意义上的教化之功，恰恰是用华夏文明的先进成果去武装了自己的未来敌人。当中原还处于战乱之时，公元907年，契丹帝国成立于北方并一直威胁中原各个王朝；党项人也是利用中原动乱的机会，迅速扩张势力，最终尾大不掉，难以制衡。
反观与唐朝同处一个时代的阿拉伯帝国的文化政策及其稍后整个西域的伊斯兰化，唐朝当时的文化政策的愚蠢就再清楚不过了。从世界史的角度看，阿拉伯帝国和罗马帝国及其继承者实现侵略的主要形式都是文化殖民，正因为这种政策的成功，造就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并且幅员辽阔。而华夏文明自唐代之后只能自保，要不是宋儒在国家灭亡之前，建立了理学和华夏民族的正统理念，将学术研究由国家的行为演变成民间的自觉，即便国亡于上但学存于下，最后保留了文明的种子。否则以蒙古四大汗国的伊斯兰化势头，我们现在很难说华夏是否也会伊斯兰化，要知道，当时参与元朝政治管理的，军事指挥的除了蒙古贵族外，基本上是回回。伊斯兰文化基本上可以算是官方文化。
如果说“胡化”仅局限于西北这一特定的区域和都市的部分生活方式，那么佛学的影响则长期占据唐代统治者的精神领域。唐代20帝，只有两个异类（玄宗和武宗笃信道教），其他都是佛教信徒。上有所好，下必行焉，因此，佛学研究在唐朝达到顶峰。佛教香火最旺是南北朝时期，但开放的唐朝对异域的文化似乎比本土文化更感兴趣。佛教在中国发展的轨迹大致分三个阶段：引入时期，开拓时期，融入时期。对应的时代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时期，宋明时期。表现的形式依此是：寺庙与洞窟，宗派兴盛，儒释道合流。南北朝主要在吸收佛教，此段？期中？的思想完全用在吸收佛教的教理。至隋唐就完成了吸收消化的工作。
大唐盛世，？势达到？盛，但唐代不是哲学家的时代，而是文学家的时代（其表？在诗）。唐代哲理研究的精彩在佛教，佛教的那些大宗派都产生在唐朝或隋唐之间。唐代在佛教哲理方面高度的成就与表现，能发展出天台宗、华严宗，直至禅宗，达到佛学最高的智慧。？些宗派的大？如智者大？？玄奘？贤首等都？得上是真正的大哲学家，与西方的大哲学家相较绝无逊色。佛教的教义？展到？里已经是最高峰了。而这些成就的取得，与唐代帝王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唐代大多数皇帝都提倡佛教。武则天、唐宪宗时达到高峰。
武则天于天授元年（公元六九○年）正式即位称帝，她的这一行为显然不符合华夏传统的政治文明和法统。为了能够君临天下，她迫切需要舆论和教义的支持。佛教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男尊女卑，我们今天从庙宇供奉的佛像上就可以看出，不少佛像都是不男不女，亦男亦女，中国人信奉的观世音菩萨是男是女谁也说不清楚。这位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性帝王，企图利用佛学牵制儒学，淡化儒学的影响，进而分化传统文化对其执政的抵制。因此武则天执政期间，始终不遗余力发展佛教。首先，她曾亲自组织八十卷本《华严经》的翻译（在此之前已有六十卷本）。为了表示对译经事业的关心和支持，在《华严经》译成后，她还特意写了一篇序文。其次，她给高僧以特殊的礼遇。如，义净（公元645-713年）慕法显、玄奘游历印度的壮举，取海道西行求法。他于咸亨二年（公元671年）从广州出发，历时廿五年，途经三十余国，于证圣元年（公元695年）回到洛阳，带回梵本佛经近四百部。当他返回洛阳时，武则天亲自出迎。又如，神秀是当时北方禅宗界的领袖，被武则天请入京师，时时请教佛法。第三，她直接支持佛教宗派的形成。在八十卷本《华严经》译成之后，武则天诏令法藏在佛授记寺大力宣传该经思想，给予充分的物质保证，推动华严宗的创立。华严宗凭借政治势力，曾风靡一时。第四，她热衷于建寺造像。著名的洛阳龙门奉先寺庐舍那佛像，就是在武则天的支持下雕凿的，据说她曾为此捐助了二万贯「脂粉钱」，并主持了工程落成的「开光」仪式。她又令僧人怀义制作夹？大像。这一大像的小指头上就可并坐数十人，每天需要工匠一万名，「所费以万亿计，府藏为之耗竭」（《资治通鉴》卷二○五），耗费了大量民脂民膏。安史之乱后，唐王朝从繁荣的顶峰上跌落下来，国运渐衰，徭役和赋税日重，民众纷纷以寺院为逃避之所。肃宗、代宗、德宗有意保护佛教，或造寺度僧，或鼓励禅修。至唐宪宗时，崇佛活动又进入一个新的高潮。
据佛教传说，古印度阿育王在释迦牟尼逝世若干年后，借助于鬼工神力，修造八万四千座宝塔，重新安放佛陀舍利。位于今陕西扶风境内的法门寺塔便是其中之一，塔内藏有佛陀指骨一节。唐代宗时，曾命名该塔为「护国真身佛骨宝塔」，十分敬重。宝塔所在的法门寺大约建于东汉桓帝、灵帝时代，原属宫廷寺庙，历经魏晋南北朝数百年，已逐步向民间开放。因塔内珍藏佛骨，所以它为法门寺增添了无限光彩。按唐代通例，该塔每三十年开启塔门一次，即可使岁丰民安，国运昌盛。自高宗显庆五年（公元660年）首次迎佛骨于宫内供养起，其后各帝均竭力仿效。每当开塔之际，“京邑内外，奔赴塔所，日有数万”；“或有烧头炼指，剌血洒地，殷重至诚，遂得见之。”（《法苑珠林》卷三十八）
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冬，宪宗派遣太监，率领僧侣多人，前往法门寺再度奉迎佛骨。第二年正月，将佛骨迎至京城长安。宪宗敕令先在宫中供奉三天，然后送往京城各寺院让僧俗礼敬，从而又一次煽起全国性宗教狂热。当时，朝野震动，王公士庶，奔走相告，有焚顶烧指燃臂为供养的，有倾家荡产以作施舍的。上下仿效，唯恐落后。面对这种日益高涨的崇佛狂潮，当世大儒韩愈在给宪宗的《谏迎佛骨表》中，以南朝梁武帝为例指出，奉事佛教，希求福田，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当前之势，举国若狂，这种现象实在是「伤风败俗，传笑四方」。他提出，应将佛骨交付有关部门，投于水火，以「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甚至表示：如果佛真有灵验，能作祸崇的话，那么，所有的灾难请都落到我的身上吧！《谏迎佛骨表》触怒了皇帝，韩愈几乎因此而丧失性命。他在赴潮州途中有诗云：“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欲为圣朝除弊事，岂将衷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兰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由于佛教势力过分膨胀，泛滥成灾，随着佛教寺院的增多，僧尼队伍的扩大，耗资日益庞大，对社会生产和民众生活带来严重危害。而且，佛教无君臣父子之礼，不事嫁娶婚配，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与政治理念发生严重抵触。到武宗即位时，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唐武宗从会昌初年（公元841年）起，开始做灭佛准备，至会昌五年（公元845年）进入灭佛高潮。有关佛教弊端，武宗在其在废佛敕书中明确指出：“洎于九州山原，两京城阙，僧徒日广，佛寺日崇。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利于金宝之饰；遗君亲于师资之际，违配偶于戒律之间。坏法害人，无逾此道。且一夫不田，有受其饥者；一妇不蚕，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纪极，皆云构藻饰，僭拟宫居。晋、宋、梁、齐，物力凋瘵，风俗浇诈，莫不由是而致也。”他认为，废佛是“惩千古之蠹源，成百王之典法，济人利众”(摘自《武宗本纪》，《旧唐书》卷十八)的唯一办法。结果，共拆毁寺院四千六百座，招提、兰若（小型寺庙）等佛教建筑四万余座，僧尼被迫还俗者廿六万余人，没收寺院土地数十万顷，查出奴婢十五万人。以武宗会昌五年全国496万户的人口规模看，大约3000万人口供养40余万僧尼及其奴仆。看来，唐武宗灭佛不仅仅是文化因素（此君信奉道教），晚唐糟糕的经济也不堪如此重负。可惜，唐代的君主多数信佛少数信道，对于华夏文化的主流儒学（似乎只有太宗对国学重视一些），倒没有几个垂青的。相对于佛教的高度发展并成为显学，汉学（即儒学）在唐代反而成了末流与隐学。当时的人文领袖，被后世推崇的唐宋第一大儒的韩愈（钱穆更称之为唐宋文化第一伟人）因为一份“谏迎佛骨”的奏章，差点丢掉老命，便可以说明儒学当时的命运。
唐代适逢南北朝这样的历史大混乱之后，传统的华夏文化与道德伦理遭遇三百年的侵蚀和破坏，已经变质和衰败，迫切需要复兴与发展。然而唐代过度的开放，异族文化与宗教的进入，反而反客为主，成为学术研究的主流和学术成果的代表。最终思想开放变成全民思想混乱，边境开放变成异族步步为营；儒学冷落造成全民道德伦理的崩溃。试问唐代有何文治武功？有唐289年，它给百姓135年的生平生活，却有150多年的战乱；有唐一代，中断了丝绸之路，丢失了西域，丧失了河南、河东之地。唐代的民族政策和开放的文化造成了宋代立国的艰难。
从唐末的藩镇割据到五季乱极，中国经历了大约150多年的动乱年代（如果从公元755年的安史之乱算起，则有200多年的乱世。在有明确记载的中国历史上，因连续战乱而引发全社会动荡超过100年的时期并不多，从春秋算起也只有春秋时期294年、战国时期255年、汉桓灵三国时期120年、南北朝时期260年、唐末五代时期、太平天国民国时期98年）。钱穆穆先生曾言：“世有盛衰治乱。中国历史，盛世治世，人物活动少，表现亦少。乱世衰世，人物活动多，表现亦多，其影响转深而大。此为中国历史一特征，亦即为中国文化一特征”。从春秋战国，到汉末三国，到南北朝，无不验证这一规律。然而唐末五代却是一个平庸的乱世，没有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大文学家、大学问家、大道德家。
有人可能讲这个时间与春秋战国相比太短，那么自汉桓灵二帝到三分归晋也不过120年，三国时期中国出现那么多杰出人物。太平天国至共和国建立，不过100年，这一时期中国也是人才辈出，群星璀灿。为什么历史到了唐末，却出现如此的反常？或许有一个答案：传统文化的衰落与削弱，异域文化的鼎盛和时髦，使文化发展失去了方向和凝聚力。佛的出世和道的无为又使文化发展失去必要的动力。军人左右政局削弱了文化的政治功能和文人的社会地位，崇尚武力和暴力淡化了文化的教化功能。唐只有强大的政治而没有繁荣的文化，它对中国文化并无多少再造之功，实在是一个传统文化衰落的时代。有人拿出唐诗为例，殊不知只有百年之运的元代也有小曲奉献给历史。诗也好，曲子也好，这些文学形式只能表达人们一时之情，不能塑造一个民族的精神。诚然，韩愈是一座丰碑，但他只是划破天空的一颗流星，余辉照耀的是两百年后的宋儒。
宋代文明的国际地位
在中国所有主要朝代中，对世界文明发展影响最大的朝代是宋朝，这多少有点令大多数国人意外。欧洲研究宋代历史的先驱、法国汉学家埃狄纳•巴拉兹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在宋代已经完全发育成熟，近代中国以前的诸多新因素已经显著呈现，因此研究宋史有助于解决中国近代开端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依据上述认识，巴拉兹于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制定了一个规模宏大的宋史研究计划，其目的是要研究宋代为什么比西方更早地成为“现代的拂晓时辰”。尽管巴拉兹的计划在其生前并未完成，但在他的带动和影响下，宋史研究中心在欧美各国纷纷成立，进而形成了一些国际性的学术组织。此后一些美国学者对宋代的研究进一步深入，如斯坦福大学教授W•Skiler（施坚雅）认为，在十一世纪的中国开封，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不少日本学者也认为宋代是中国近代社会的开端，其中以汉学大师内藤湖南为代表，认为宋代商品经济发达，资本主义已经发展起来，大体上相当于欧洲的十六、七世纪，宋代开启了世界近代化的序幕。
尽管上述看法遇到较为严重的挑战，尤其是中国学者的批评（至今中国学者尚未认同，还是按照传统观点将宋代视为封建社会的一个阶段，资本主义萌芽是从明朝中叶以后才出现的。），但后来逐渐为很多欧美学者所接受。美国《新闻周刊》2000年1月1日刊登了耶鲁大学中国现代史教授乔纳森•斯彭斯的文章，其中是这样评价宋代的国际地位：“上一个中国世纪是11世纪。当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也是最成功的国家。它的领导地位源于一系列的因素，从技术上的发明到工业企业的兴起和管理良好的农业，从普遍的教育和行政管理试验的传统到对宗教和各种哲学思想的宽容。中国衰败的原因在于它军事上的软弱，政府在一系列强敌压境的时候不是直接与之对抗，而是设法用贿赂的办法消除威胁。忍辱退让的政策，证明是灾难性的。如果中国可以证明它可以有效地保卫自己的边界，阻止外敌入侵，并恢复中国900年前曾经有过的那些积极特征，它就有可能再一次给一个世纪冠上中国的名字。除了鼎盛时期的罗马帝国以外，也许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过这样的业绩。上一个1000年，公元11世纪之前的中国，是世界超级大国，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当时宋朝的首都在东京汴梁，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人口达百万，是世界最先进最繁荣最庞大的城市。15世纪之后的衰败和颓废，有政治上的腐败，更有军备上的废弛。山不转水转，天不转地转。”
在军事和政治方面，宋朝未能取得汉唐时代的成就，一直表现得萎缩和退让，被多数国人认为是中国历史最懦弱和最令人难堪的一个时期。“然而在文化方面，这一时期的中国历史却是硕果累累。就象304年及其以后蹂躏中国北部的蛮族一样，10世纪、11世纪、12世纪的后起蛮族，也强烈地为中国文明所吸引。除了自身采纳中国文明，他们还在自己统治的领土上传播了中国文明，而这些领土又从未纳入过中华帝国的版图。因而，中华帝国的收缩由于中国文明的扩张而得到了补偿――不仅在中华帝国周边兴起的国家如此，在朝鲜和日本也是如此。”（《剑桥中国史》辽西夏金元卷） “宋朝最初未能收复边沿诸省，后来又丢失了北半个中国，这遭到中国后来历史学家的严厉谴责。这种批评虽不可否认，但中国文明有许多方面在唐、宋几个世纪中达到顶峰，这也是事实。文化领域尤其如此。在这几个世纪中，出现了佛教经文和儒家经典的大百科全书；许多学者撰写的各朝历史内容全面；伟大的诗人和艺术家的杰作大批涌现；写在书卷上的书法艺术同绘画一样受到高度评价；精美的瓷器几乎如玻璃一样薄，一样透明；印刷术的发明价值连城，被利用来复印和发行大礼佛经：科学技术取得了至今才得到充分理解的非凡的进展。
除上述文化上的成就外，宋朝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对整个欧亚大陆有重大的意义。商业革命的根源在于中国经济的生产率显著提高。技术的稳步发展提高了传统工业的产量。同样，水稻早熟品种的引进，使作物在过去只能一季一熟的地方达到一季两熟，从而促进了农业。此外，宋朝兴修的新的水利工程，大大扩大了水田灌溉面积。据估计，11至12世纪，水稻产量增加了一倍。生产率提高使人口的相应增长成为可能，而人口增长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了生产。经济活动的迅速发展还增加了贸易量。中国首次出现了主要以商业，而不是以行政为中心的大城市。
对外贸易突飞猛进，这一点比国内贸易更为显著。自汉代起，中国对外贸易的规模已相当大。到了唐朝，尤其是宋朝，对外贸易量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候。这一贸易迅速发展的基础，当然是中国前所未有的经济生产率。航海技术的改进――其中包括指南针，带有可调中心垂直升降板的平底船，以及代替竹帆的布帆的使用――也很重要。最后，穆斯林商人和水手从事贸易的积极性，也加快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当时，他们是亚洲诸海的伟大创业者。结果，海港而不是古老的陆路，首次成为中国同外界联系的主要媒介。当时，中国的经济居主导地位，这可以由以下事实看出来：中国的出口品大多是制造品，如丝绸、瓷器、书画等；而进口品多半是原材料，如香料、矿石和马匹等。
最后应该指出，宋朝时期，中国人首次大规模从事对外贸易，不再主要依靠外国中间商。因而，宋朝时的中国正朝成为一个海上强国的方向发展。但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而言，最重要的事实是，这一潜在的可能从未实现。此外，同样重要的是，宋朝时的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丝毫未对中国社会产生爆炸性的影响，而西方与此相应的商业革命却对西方社会生产了爆炸性的影响。”（《全球通史》斯塔夫理阿诺斯）传统纳贡体系的崩溃和岁币的输出，使现代意义的国际贸易成为必要。丝绸之路的中断，指南针的发明，又使得海上贸易成为可能。特别是南宋，海外贸易成为国家收入的重要来源，在不增加百姓税赋的前提下，同工商税赋一起，构成国家收入的支柱。海上贸易的繁荣，使南宋经济完全不同于中国其它朝代，它正在渐渐地背离其悠久的农业传统，悄悄地走向海洋国家。“这儿的大海船、三桅帆船和小型商船比我以前在任何一个港口看到的都要多，甚至超过了威尼斯。而且，中国的商船也是人们能够想象出的最大的船只，有的有6层桅杆，4层甲板，12张大帆，可以装载1000多人。这些船不仅拥有精确得近乎奇迹般的航线图，而且，它们还拥有几何学家以及那些懂得星象的人，还有那些熟练运用天然磁石的人，通过它，他们可以找到通往陆上世界尽头的路，对于他们的天赋，愿上帝受到赞美。因此这儿有成批的商人沿江上下，如果一个人没有亲眼目睹这一情景，简直无法相信。在江堤边上有许多装着铁门的大仓库，大印度以及其他地方的商人以此来确保他们货物的安全。不过其中最大的是萨拉森人与犹太商人的仓库，像个修道院，商人可以把自己的货物藏在里面，这其中，既有那些他们想要出售的货物，也包括那些他们所购买的货物。”（意--德安科纳《光明之城》）
宋代工商业的高度发展和人文领域的巨大进步，不仅高度开发了读书人的智慧，也促进了身处社会中下层民众智慧的提高。智力的进步和工商业的需要，有力地推动科学与技术的进步。与前代相比，宋代技术发明明显呈现爆炸性的发展，许多划时代的技术发明在宋代成熟运用于生产与制造过程中。因此，到十四世纪之前，中国都是技术革新的伟大中心，向欧亚大陆其他地区传播了许多发明。虽然来自中国的发明很多，但对文明带有根本推动的，就是我们通常所谓的“四大发明”中的三大发明（火药发明于唐代，正式使用于宋代，指南针、活字印刷则被认为是宋代发明并开始使用）。“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写道：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些发明的力量、功效和结果。人们将看到，这些发明远不如三大发明那么显著；这三大发明古人并不知道，它们的起源，即使现在仍模糊不清，无人知晓，它们是：印刷术、火药和磁铁。因为这三大发明首先在文学方面，其次在战争方面，第三在航海方面，改变了整个世界许多事物的面貌和状态、并由此产生无数变化，以致似乎没有任何帝国、任何派别、任何星球，能比这些技术发明对人类事务产生更大的动力和影响。”（《全球通史》斯塔夫理阿诺斯）
从中国以后的历史看，宋代的高度文明最终中止于蒙古人的入侵。虽然蒙古人仍然使用宋代高度文明所带来的技术及工具，但保持高度文明所需要的智力活动以及保持这种智力活动所需要的宽松氛围和人格尊重已经丧失，不可避免地使宋代创造（还有唐代）领先世界的高度文明走向没落。至如蒙古人是否要为中华文明最终的没落负责，则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这些征服王朝真的代表了中国社会、中国经济、中国政治制度和中国文化的‘自然’发展中的大倒退吗？没有这些征服王朝，代表11世纪宋代中国特征的高速发育的形态和合理的组织结构就能延续下来吗？它们使得某些学者所说的出现于宋代的一个‘近代时期’夭折了吗？或者说这些宋代的发展无论如何是死路一条，它们是被国力的局限、被中国的这种规模和多样性、被汉人的精英分子不能对实践和实效给予应有的重视与关心所毁灭的吗？为什么在明代，当他们最终把蒙古人从中原驱逐出去时，仍不能恢复由宋代提供的更为高级的政府模式，相反，却继续保留了金、元时期制度发展的那么多方面，并恢复到了被所有征服者都推崇的唐代模式上来了呢？这些都是很复杂的问题，可能得不到解答。”（《剑桥中国史》辽西夏金元卷）
不仅这些外国学者不能回答这些问题，国内的学者甚至从未考虑这些问题。在不少学者看来，宋代除了给予中国人耻辱之外，还带来了文化上和意识上的全面倒退。很多学者，甚至不少精英都将中国后世的保守归因于宋代的理学。与北宋学术开放性相比，南宋学术，特别在道德和伦理上表现更多的内敛和苛刻。这种学术内容与精神的变化是和南宋的政治形势和国际局势分不开的。这是文化伴随政治局势的一种自觉和调整。理学愈到后期，愈强调人伦和名节，这是国家危急关头国民保持理性和忠诚的一种客观要求。换句话，理学的存在和发展是当时社会政治的客观要求。抗战时期和文革时期，对个人品德的要求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今天的中国人，多半是过来人，对那段历史的记忆应不会抹去，应该对宋代理学抱有较多的理解和谅解。
现代中国蒙元史家均认为蒙古对世界的征服是对世界发展作出了贡献，客观地说，征服确实惊醒了中世纪的欧洲，并传播了高度发达的东方文明。蒙古人文化的落后并没有削弱蒙古人使用先进技术的天赋和兴趣，相反，任何能够在战场上获得战术与战略效果的技术与工具，都是蒙古人愿意学习和借鉴的。蒙古人征服欧亚的同时，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了中国文明，这些文明虽然是中国几千年文化的积淀，但宋代高度发达的技术及其成果，被蒙古人成功地运用于军事，显然给所有的被征服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东方文明的高度成就，给他们的震憾是无法形容的，并深深地影响中世纪之后的欧洲学者。法国著名汉学家谢和耐在其《南宋社会生活史》一书中对南宋时期的中国社会作过这样的评价，“13世纪的中国在近代化方面进展显著，比如其独特的货币经济、纸币、流通证券，其高度发达的茶盐企业。……在社会生活、艺术、娱乐、制度、工艺技术诸领域，中国无疑是当时最先进的国家，它具有一切理由把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仅仅看作蛮夷之邦。”
公元1275年威尼斯商人之子马可•波罗随同父亲和叔父万里迢迢到达中国，觐见了元世祖忽必烈。马可•波罗在中国生活了许多年，1295年回国后，把他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写成了《东方见闻录》（又译《马可•波罗游记》），详细记录了中国元朝的财富、人口、社会生活、政治、物产等情况。此书的出版在当时的欧洲掀起了一股持久的“中国风”，中国被当时的欧洲人视为世界上“惟一的文明国家”。需要指出的是，这个“文明国家”不是蒙古人建设的，而是蒙宋战争废墟后的南宋、金、西夏等元朝行省。东方的繁荣与富庶，直接推动欧洲大航海时代的来临；指南针和宋代的造船技术的引进，使得大航海具备技术上的可能。
马可•波罗的见闻对欧洲大陆的震憾并不下于蒙古铁骑。西方研究马可•波罗的学者莫里斯•科利思(maurice collis)认为马可•波罗的《游记》“不是一部单纯的游记，而是启蒙式作品，对于闭塞的欧洲人来说，无异是振聋发聩，为欧洲人展示了全新的知识领域和视野，这本书的意义在于它导致了欧洲人文科学的广泛复兴”。拉赫认为，“现实主义，或者说文艺复兴时期画家追求真实地描绘自然，无疑是受到东方的影响，受到引入欧洲的东方的奇异的新植物、动物和其它物品的刺激”。也就是说，在世界美术史中被推崇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现实主义，直接受到中国宋代写实绘画因素的影响。
随着人员交流的扩大（这是蒙古人统治的功劳），代表东方文化的核心和最高成果：儒学及儒学的最新成果理学被引入欧洲，掀起了欧洲崇拜中国的思潮。思想启蒙的先驱和大师，如笛卡尔、莱布尼茨、狄德罗、伏尔泰都是东方文化的崇拜者。 在这时期的欧洲，中国的一切都被美化了，甚至中国的君主政体也被欧洲人视为“最佳政体”，中国的道德观也被视为世界上最完备的道德规范，中国哲学被视为世界上最富理性的哲学。狄德罗曾经高度评价过中国儒家经典《五经》、《四书》。他说：《五经》是一部最神圣、最权威、最可信且备受尊崇的文采横溢的巨著，而《四书》则是评论《五经》并使《五经》更加完美的最重要的文集。他称颂孔子是“极其重视中国早期历史统治者的哲学”的圣哲：孔子建立的哲学是理性宗教，不谈奇迹和启示，纯粹是伦理学和政治学的，是中国人长期信奉的主流派哲学―――实用哲学。他还称赞《论语》中的35条“道德警句”体现的道德观要比“他的超验哲学和经验哲学高明得多”。
伏尔泰则极力推崇中国的传统哲学。他曾说：“世界的历史始于中国”，当中华文明已然昌盛、发达之时，欧洲人“还只是一群在阿登森林中流浪的野人呢”。伏尔泰认为，中国人讲的“理”或“天”，既是“万物的本源”，也是中国“立国的古老”和文明的原因。尤其受到伏尔泰推崇的是中国哲学中的一切都是超自然的，没有任何“神奇的意味”，“中国人的历史从一开始起就写得合乎理性”。莱布尼茨非常崇拜中国儒家的自然神论。他认为，中国“有着令人赞叹的道德，还有自然神论的哲学学说……这种极富权威的哲学体系创立于3000年以前，远在希腊人的哲学很久很久以前”。
可以这样说，东方的智慧在某种意义上诱发了欧洲的智力革命。这为以后的欧洲工业革命，埋下了智慧的种子。因此，东方文明，特别是宋代文明，如果不是西方技术革命和商业革命的推动因素，至少是西方革命性发展的诱发因素。对这一现代主流文明的任何贡献，实质上就是对人类文明的贡献。这是宋代受到西方文化尊重的重要原因。
宋代皇帝
成为宋代的皇帝，命中注定是不幸的。贯穿帝国的这一悲剧并不是帝国自身导演的，但帝国的命运始终被这一悲剧左右。唐末的动乱造成帝国边界的不确定，而这种不确定又使传统的边界与边境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后晋皇帝石敬瑭割让幽云十六州，是中原王国恶梦的开始。
中国的地理西高东低，长江、黄河出海口所覆盖的地区，现被称为黄淮海平原。五代和北宋的首都汴京就在这一望无际的大平原的黄河岸边。失去幽云十六州，汴京就失去屏障。辽国的轻骑兵可以两天之内迅速奔袭到汴京城下。由于没有养马基地，宋朝军队基本以步兵为主，无法进行长程奔袭和机动作战。北宋的装备水平，使得宋朝军队的部署只能是从防御角度层层展开：即边境上只能部署大量步兵守卫宋辽及以后宋夏漫长的边界（秦汉时期与匈奴及突厥对峙时是不存在明确边界的），否则，一旦有敌情发生，无法即时投入战斗；在汴京周边部署重兵构筑梯次防御，以防辽国骑兵突破边境长驱直入，直捣京师。
历史两次证明，汴京战略地理是多么的不合适，辽国和金国实施了同样的战术，突然包围汴京，结果，后晋的皇帝及皇室，北宋的皇帝及皇室都遭遇同样的命运：被俘。既然这样，为什么五代和北宋仍然选定汴京作为首都呢？这实际上是个两难的选择。根据中科院对中国古代气候研究表明，从公元950-公元1200年，地球进入了一个寒冷周期，中国的西部和北部进入长期干旱时期，农业萎缩，民生凋敝。加上长期战争的破坏，原有的宫殿和城市建筑基本完全毁坏。当时关中内外，农事荒废，给养皆出江淮。运河枯绝，长期弃用，漕运不通，京师日用无法保障。汴京有汴渠之便，直通江淮，江南丝、米，可保京师官民及军队消费。
为此，北宋开国初期，太祖、太宗及群臣曾有一番争执。“帝（宋太祖）生于洛阳，乐其土风，尝有迁都之意。始议西幸，起居郎李符陈八难，帝不从。既毕祀事，尚欲留居之，群臣莫敢谏。铁骑左右厢都指挥使李怀忠乘间言曰：‘东京有汴渠之漕，岁致江、淮米数百万斛，都下兵数十万人咸仰给焉。陛下居此，将安取之？且府库重兵，皆在大梁，根本安固已久，不可动摇。’帝亦弗从。晋王又从容言迁都非便，帝曰：‘迁河南未已，久当迁长安。’王叩头切谏，帝曰：‘吾将西迁者，非它，欲据山河之险而去冗兵，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也。’王又言‘在德不在险’，帝不答。王出，帝顾左右曰：‘晋王之言固善，然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续资治通鉴》太祖本纪）。
太宗的“在德不在险”对于内政，固然是至理名言，但用于外交，则过于迂腐。按照当时的技术水平和水源供应，洛阳和西安是无法承载一个百万人的大都市；但唐宋时期，特别是宋代，都市已不完全是政治中心，同时它还是商业中心等，必须承载大量人口。如果要定都汴京，则必须收回幽云十六州，以此作为京师的屏藩。收复幽云十六州就成了卡在北宋诸帝咽喉中一根鱼刺，吞不下，吐不出。 除了太祖是一介武夫之外，宋代皇帝都有很高的文化素养，精通儒家经典，知道自己的使命，也知道自己的处境。这些皇帝的一生基本上是在现实与理想中煎熬。
现代人们都认为宋代是权力高度集中的朝代，这里有个概念性的误区，中央集权和个人独裁是不同的两个概念。宋代的国家权力是高度集中，但这种集中并不是集中在皇帝手中，而是集中在以皇帝为首的朝廷之上。宋代很多问题久议不决，就是因为朝臣的牵制使皇帝难以乾纲独断。中国历史的独裁制度主要发生在明代、清代和本朝的太祖时期。明太祖收回相权，最终导致太监成了国家的决策者；康熙设立上书房，雍正设立军机处，不管目的如何，最后的结果都是成立自己决策的小圈子，削弱了大臣和朝廷官员的作用。本朝太祖搞的中央文革小组和几位小姐组成的内务组倒有点类似于清朝的军机处和上书房。因此，宋代中央集权提高并不等于皇权的提高。
历史使命的压力和现实政治的艰辛，使宋代特别是南宋皇帝出现厌恶政治的心理，他们或者象宋理宗和度宗，逃避现实，纵情享乐；或者象宋高宗、孝宗、光宗那样，提前退休，做个不管事的太上皇。有宋一朝，出了四个太上皇（徽宗可能是引咎辞职），这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是唯一的。特别是宋高宗，1162年退位，1187年去世，做了26年的太上皇，活了81岁。需要说明的是，1162年，宋军刚刚打了胜战，国防形势是自南宋建国以来的最好时期；南宋内部的管理也逐渐走入正轨，他这个时候交班，显然不是来自内部压力，只能是他个人的意愿。
孝宗即位之初，励精图治，力主北伐。但符离集大败之后，接受高宗的劝告，直到高宗去世，不言北伐。高宗的离世，主和派失去了政治靠山，孝宗这个时候想主和，也没有太上皇这个最权威的借口。南宋朝廷似乎应该北代中原了，然而这个时候，金国的执政者是号称“小尧舜”的金世宗，金国的国势和孝宗时代的南宋一样，达到顶峰。鉴于金国的军事力量一直拥有较大的优势，北代毫无胜算，况且一旦主动挑衅，最终败北，代价无法估量（晚清政府在这方面给后世的教训很多，无须在此多谈）。1189年，眼看中原收复无望，祖宗基业不能恢复，万念俱灰之下，南宋最有为的皇帝孝宗借口为高宗守孝，把皇位传给了太子，自己也做了太上皇。
光宗没有孝宗的能力，但深知帝位的沉重，它承载了儒家的理想和中原祖籍国民的期望。圣明如父皇都不能做到的事，光宗知道自己也无法完成。亿万臣民的殷殷期待，让这位皇帝难以心安。无奈之下，也只有退位。光宗的退位很有戏剧性。史载，光宗惧内，常常不按祖制去问候太上皇，大臣们不乐意，先是谏言，后是威胁，最后是劝退。事实恐怕没有这么简单，这位光宗皇帝，应该是一个很有个性的皇帝，可以说，是一个头脑清醒的帝王。他实在不想做这个有苦难言的皇帝，为此他不满意他的父亲，他撂下的挑子让他难堪，但作为太子，他又无法回避对于祖宗和臣民的责任。他或许并不厌恶父皇，而是痛恨父皇巧妙地逃避责任。他对父亲确实有怨气，这在以孝道治天下的宋代，似乎令人难以理解，更难以接受。最后的结果，是光宗退位。从某种角度看，毋宁说大臣迫光宗退位，倒不如说光宗设计了一个圈套，让自己“名正言顺”地撂了挑子。
南宋开始的三个皇帝都先后做了太上皇，这在几千年的专制史上，实在是空前绝后。后世对这一中国历史唯一的现象，似乎表现得过于麻木，没有透过这些“怪异”现象，窥视出隐藏于帝王内心的良知和痛苦。后世对宋代帝王表达的只是憎恨和蔑视，却无视表面风光无限的帝王，私底下却有许多身不由己的尴尬。祖宗基业成就了有宋一代所有帝王的悲剧，也使这些帝王成为历史的悲剧人物。年仅九岁的少帝蹈海殉国，则将这个悲剧推向高潮。
宋高宗与岳飞
在宋以后的历史中，高宗赵构基本上是一个被完全否定的人物。关于高宗的罪过大致可以概括为：诛杀岳飞，屈膝称臣，偏安苟且。以现代的眼光看，屈杀岳飞是高宗不可饶恕的错误，即便两人在主战和主和上有严重分歧，甚至矛盾激烈，也不应轻启杀机，何况国家正处强敌入侵之际，国有良将，此社稷之福，“昔楚杀得臣而文公喜”。政见不合，高宗本可罢免岳飞，实在没有必要枉杀大臣。飞本军人。以军功见重，递次选拔，圣眷日隆，声名渐渐盖过张浚、刘光世、韩世忠、张俊等将领。岳飞性格严峻，语言切直，位列其下者，多为敬服，位列其上者，多存嫌隙。且好煌言大语（或问：“天下何时太平？”“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 张俊尝问用兵之术，飞曰：“仁、信、智、勇、严、阙一不可。” 每调军食，必蹙额曰：“东南民力竭矣！”好贤礼士，雅歌投壶，恂恂如儒生。每辞官，必曰：“将士效力，飞何功之有！”注摘自《宋史》岳飞列传），为同僚所忌。名播天下之时，常怀意气。偶有小愤，则请归。“初，飞请解官，未报，乃以本军事务官张宪摄军事。张浚见飞，具道上之眷遇，且责其不俟报弃军而庐墓。飞具表待罪，帝慰遣之。将行，帝谓飞曰：“卿前日奏陈轻率，朕实不怒卿；若怒卿，则必有行遣，太祖所谓‘犯吾法者，惟有剑耳’。所以复令卿典军，任卿以恢复之事者，可以知朕无怒卿之意也。”（《续资治通鉴》高宗卷）
从建炎年间到绍兴11年，正史记载的高宗同岳飞君臣关系，似乎看不出岳飞此后会有横祸。“飞数见帝，论恢复之略。又手疏言：“金人所以立刘豫于河南，盖欲荼毒中原，以中国攻中国，粘罕因得休兵观衅。臣欲陛下假臣月日，便则提兵趋京、洛，据河阳、陕府、潼关，以号召五路叛将。叛将既还，遣王师前进，彼必弃汴而走河北，京畿、陕右可以尽复。然后分兵浚、滑，经略两河，如此则刘豫成擒，金人可灭，社稷长久之计，实在此举。’帝答曰：‘有臣如此，顾复何忧，进止之机，朕不中制。’又召至寝阁命之曰：‘中兴之事，一以委卿’。”帝手书“精忠岳飞”字，制旗以赐之。“以王德、郦琼兵隶飞，诏谕德等曰：‘听飞号令，如朕亲行。’” “绍兴11岁，飞方苦寒嗽，力疾而行。又恐帝急于退敌，乃奏：‘臣如捣虚，势必得利，若以为敌方在近，未暇远图，欲乞亲至蕲、黄，以议攻却。’帝得奏大喜，赐札曰：‘卿苦寒疾，乃为朕行，国尔忘身，谁如卿者？’”（《宋史》岳飞列传）
以高宗的秉性，断然不会对岳飞痛下杀手，但毕竟岳飞冤死于狱中。有论者认为，高宗之所以杀岳飞，是因为担心岳飞直捣黄龙府，迎回二圣，最终高宗可能会帝位不保。宋徽宗死于1135年，朱仙镇大捷是1140年，而岳飞被害于1141年，因此高宗担心徽宗回来夺其大位之说并不成立。钦宗是亡国之君，高宗是中兴之主，徽钦时代的老臣故旧基本上都不在中枢要职上，文臣武将皆其腹心，即使高宗演一场禅让之戏，钦宗也不敢接这场戏。
岳飞是政治与外交斗争的牺牲品，南宋名将并不比其它动乱时代少，但真正令金人忌惮的人不多。在南宋诸多名将中，岳飞长于绝地反击，反守为攻，短促突击，令长于进攻的金兵一时无法适应。而其他将领则长于防御，依据地形地理，以静制动。因此，对金兵能够直接构成战略威胁的主要是岳飞及其统帅下军队。“金都元帅宗弼遗桧书曰：汝朝夕以和请，而岳飞方为河北图，必杀飞，始可和。”（《续资治通鉴》高宗卷）
一般而言，政治是现实的，也是不道德的。最终决定政治走向的，是参与政治游戏的各方实力消长和相互妥协。对于国际政治而言，谈判是政治较量的主要场所，重要性并不亚于军事及经济手段。谈判的目的很简单：获得战场上不能轻易得到的东西。克劳塞维茨说过，战争服务于政治目的，是政治的一种延伸，但战争不能脱离政治，更不能凌驾于政治之上。抗战时期，彭帅发动“百团大战”，事后受到长期批判，原因在于从政治角度看，对我党政治政治利益不利（尽管对国家民族有利）。高宗和岳飞的根本分歧就是主和和主战的斗争。主战派要收复河山，解救中原百姓于水火，其志可嘉，其情可悯。主和派认为国事多艰，长期陷入战争，不仅中原收复无望，民生凋敝，民怨沸腾，长此以往，恐怕现有的地盘都保不住。不如先建设，再图恢复。其理甚当，其情甚切。
北宋政权的突然崩溃，造成全国大片地区权力真空，东南地区几乎处于无政府状态，金兵凭借骑兵机动优势，经常长驱直入，纵兵窃掠。一时游民四起，匪患流行。杨幺、钟相聚众闹事，沿江伪政权林立。江南本是国家财赋重要来源之地，离军事前线不足五百里路程，金兵朝发夕至。宋金对峙时期，金兵有意纵兵抢劫，江南及赣闽北部频繁遭受金兵蹂躏，如果任此下去，久而久之，江南赣闽民穷财尽，国家用什么来支撑旷日持久的战争？如果不迅速恢复秩序，恢复生产和民众的正常生活，一旦流民为寇，烽烟四起，不要说中原恢复，连江南半壁都保不住。当年淮海一战，蒋氏血本无归，只得通电下野，让李宗仁停战求和，也是企图划江而治，再图发展，终被本朝太祖识破，“宜将乘勇追穷寇，不可怙名学霸王”。况且“二圣蒙尘，举族为质。”进退维谷，举止受制。 “朕以两宫万里，一别九年，凯迎銮辂之还，期遂庭闱之奉。故暴虎冯河之怒，敌虽逞于凶残；而投鼠忌器之嫌，朕宁甘于屈辱；是以卑辞遣使，屈己通和。仰怀故国之庙祧，至于？涕；俯见中原之父老，宁不汗颜！”（《续资治通鉴》高宗卷）
金人立刘豫、张邦昌等人的伪政权，对控制江淮陕鄂等地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如果从被俘的北宋皇室中选择一个傀儡，在淮海等地另立伪政权，或者待高宗去世后，选送一个经过洗脑效忠金人的北宋皇室南归继承大统，都有可能对南宋朝廷产生致命影响。高宗唯一的儿子去世后，金朝就拟送钦宗之子回南任太子。那么多人质在敌人手上，放在今日，即便是平民，也会是天下瞩目之事。以美国的强大，遭遇伊朗的人质危机，最后还是拿钱私了。在讲究孝道的宋代，父母兄弟，亲朋故旧，在异邦为奴，作为高宗，情何以堪！绍兴11年，高宗派何俦、曹勋入使金国，临行之前，何铸入辞，帝谕铸委典致词，事在必济。又召勋至内殿，谕之曰：“朕北望庭帏，逾十五年，几于无泪可挥。所以频遣使指，又屈己奉币者，皆以此也。窃计天亦默相之。”言已，泪下，左右皆掩泣。帝曰：“汝见金主，以朕意与之言曰：‘惟亲若族，久赖安存，朕知之矣。然阅岁滋久，为人之子，深不自安。且慈亲之在上国，一寻常老人耳，在本国则所系甚重。’往用此意，以天性至诚悦之，彼亦当感动也。”（《续资治通鉴》高宗卷）如果我们设身处地想一想，高宗屈己求和，于情于理，实有可然之处。
如果排除感情因素，理性对待主战与主和的优劣，至少可以认为，主战过于冒险，主和不失为是安全之策。或许有人说，当年岳飞取得朱仙镇大捷，本可以挥师而上，直捣黄龙。这完全是一厢情愿的臆测，首先，朱仙镇的战果被不适当的夸大，金兵主力没有被击溃，仍然保持正常的战斗力，飞部损失也不小，其属下第一骁将杨再兴战死小商桥（此战损失飞部三员将领）。其它战线的宋军与金军绞缠在一起，互有胜负。如果任岳飞孤军突进，极有可能被金军包抄分割，聚歼于野的危险。宋无成军的骑兵集团，一旦飞部陷入重围，宋军无法即时驰援，而其它各部金军骑兵倒可以迅速脱离战场，转而围攻飞部。况且，朱仙镇以北，便是一望无际的平原，是金兵野战机动，寻机歼敌的有利战场。从军事角度看，南宋朝廷连发十二道“金牌”，催促飞部班师，符合军事逻辑。宋军防御体系基本形成，局部战术性的胜利，也使金国朝廷认识到，消灭南宋至少在当时无法完成，缔结和约是现实的选择，况且兀术兵败，削弱了以其为首的主战派在朝廷决策上的影响力。
朱仙镇战役的胜利促进了宋金和谈。后人一直批评，高宗胜利之后反而求和，完全是不顾廉耻，投降卖国的可耻行为。事实上，如果没有朱仙镇的胜利，没有其它战线的相持，金国怎么可能会坐下来和南宋谈判（后来的清政府就曾拒绝南明的谈判要求）？战场上如果一直在失败，欲求和必然而不得，1947年的民国政府不就是现成的例子吗？金太宗也是一位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不仅有志于中原，还有志于天下。从以后的历史史实看，从1127年始，一直到1200年前后，基本上一直是金国占据了战略主动权和战略优势。因此，在1142年，宋金终于签下和约，虽然是不平等的，屈辱的，但应该是现实政治的结果。可能不是最好的，但应当是可接受的。宋高宗不惜以自己的名节，个人的屈辱，家族的荣誉，换来半壁江山，如果在西方，这是正常的，甚至是被称赞的。但在中国，他却成了民族的罪人。
岳飞的被杀无论如何是高宗的罪过，以“莫须有”的罪名诛杀大臣，既不符合宋朝祖制，也不符合大宋的法律。岳飞的死必有隐情。作为南宋的最著名的主战派人物，在对金国作战屡有战绩，是金国军队最令人头痛的南宋将领，女真人必欲除之而后快。从皇太极借刀杀人，除掉劲敌袁崇焕，我们似乎可以认为，南宋诛杀岳飞极可能是宋金结盟的条件之一。这个要求过于不道德，出于羞耻，宋金双方都可能没有记录（南宋是不可能保存这样的东西，或者金国的记录因战乱丢失。联想袁崇焕，如果不是乾隆翻出这一段借刀杀人的故事，汉奸袁崇焕是永远翻不了案的），双方只是心照不宣。当韩世忠责问秦桧时，作为主要谈判者，只能语焉不详地搪塞“莫须有”，问题是，“莫须有”何以谢天下？这个道德与罪孽的黑锅只能由秦桧及高宗背下去。
无疑，岳飞是南宋政治与外交的牺牲品，这种推测似乎可以从后期的政治演变中看出一些轨迹。1162年，高宗退位，孝宗即位，上任不到几个月，即恢复岳飞名誉。如果没有得到高宗的首肯，以孝宗的孝心（和当时的政治实力）是不可能作出这种让高宗难堪的决定。诛杀岳飞是政治斗争的结果，给岳飞平反，也是政治形势的需要。经过20年的经济建设，国家的财力得到很大的恢复，军事力量也在增长，加上海陵王南征的失败，金国皇帝易位。南宋朝廷认为北伐的时机已到。高宗决定退位，让一心北伐，收复祖宗基业的孝宗主持北伐大局。给岳飞平反就是在国内营造北伐的政治气氛。当然，朝廷必须有一个替罪羊，所以秦桧只能遗臭万年，但议和之策，高宗并没有委过于他人，秦桧死后，绍兴26年，他曾专门颁诏强调“讲和之策，断自朕志，秦桧但能赞朕而已，岂以其存亡而渝定议耶？”（《宋史》高宗本记）。
高宗能够在生前，给予岳飞平反，作为一个政治家，他还是有相当程度的政治胸襟。同样，在与金国的政治斗争中，他也表现出相当高明的政治手腕。为了彻底地根除金朝利用北宋皇族制造分裂和建立傀儡政权，高宗自己导演了一场戏。“元懿太子薨，高宗未有后，而昭慈圣献皇后亦自江西还行在，后尝感异梦，密为高宗言之，高宗大寤。会右仆射范宗尹亦造膝以请，高宗曰：‘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子孙不得享之，遭时多艰，零落可悯。朕若不法仁宗，为天下计，何以慰在天之灵！’于是诏选太祖之后。” 圣献皇后所谓的异梦是指宋初一个说不清的疑案，大抵是“斧声烛影”，太宗逞太祖病重之际，杀了太祖，篡了大位。于是太祖浑身是血，托梦于圣献皇后等等。这本是皇家一桩丑闻，至今真假仍然争论不休，高宗作为太宗的直系后代，为尊者讳，本不应示丑于中外。但抬出太祖，是政治上的一步妙棋。太祖在宋代的地位，无人可以比肩，况“斧声烛影”之说，民间早有传闻，立太祖之后，极易获得民间的理解、认同，也容易获得大臣的支持，加上有“异梦”的因素，即便有几个太宗系的心腹和死党，也不好再说什么。
高宗这一招，使得身陷金国的数百个皇族失去了作为人质要挟南宋的政治价值，也断绝了金人利用这些人质谋取更大利益的图谋。连在《宋论》痛批宋高宗的王夫之，也称赞不已。“高宗决策选太祖后立以为嗣，道之公也，义之正也，保固宗祧之大计也。高宗之于孝宗，未有毛裹之恩也。乃年方盛，而育之宫中；天下粗定，而亟建为冢嗣；精力未衰，而遽授以内禅。迨其退养德寿，岁时欢宴，如周密所记者，和气翔洽，溢于色笑，？然无累，忘其固有天下之荣，得不谓高人一等乎？”
纵观高宗一生，养于深宫，质于北虏，泥马过江，越海避险，创业艰难，并不亚于列朝开国君王。“高宗恭俭仁厚，以之继体守文则有余，以之拨乱反正则非其才也。况时危势逼，兵弱财匮，而事之难处又有甚于数君者乎？君子于此，盖亦有悯高宗之心，而重伤其所遭之不幸也。”（王夫之《宋论》）除岳飞外，高宗也非刻薄寡恩之主，对其他将帅圣眷甚隆，“世忠得疾，帝饬太医驰视，问访之使，相属于道。”（《续资治通鉴》高宗卷）
岳飞是个悲剧人物，但最终成为民族英雄。高宗是个悲剧人物，他生前受尽屈辱，死后还要遭遇千古骂名。他创造的一切来之不易，换了他人，也未必做得比他更好。后世及近世之人每每不屑于他，在于坐井观天，不知世界局势在盛唐时期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游牧民族纷纷进入文明社会，彻底改变整个欧亚大陆的政治结构与政治格局。始于唐末的全球地理寒冷周期（公元950-1200年），迫使北方民族不断向温暖湿润的地带迁移，这是自然的演变过程，也是人类社会的革新过程。这个过程包含了各民族的血泪和辛酸。在今天已经各族共和的时代，我们为什么不能对这些先辈更宽容一点，更体谅一点呢？[]
[]梦溪夜话题记：这是本人继“重新认识宋代历史”之后又一篇关于宋代历史的文章。自“重新认识宋代历史”被网上多次转载之后，笔者看到许多批评的意见，其中不少意见是中肯且有建设性。对这些问题，本人思考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准备用另一篇作为回答。本篇主要针对一些意见比较集中的观点进一步阐明个人的见解。为使论点更有说服力，同时又照顾一般读者不喜欢查阅原始资料的习惯，一些重要的论据，本文都进行了摘录并标明出处，有兴趣的网友可以进一步阅读。本文篇幅过长，性急的网友无法通篇阅读，幸而本文各章节基本独立，网友可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
将唐宋并称，似乎不符合一般人对历史的认识。我们传统的历史教育，使人们习惯将汉唐并称。所谓汉魂唐魄，大致是人们所向往的盛世。然而，学术界的一些人，却喜欢将唐宋并列在一起，称之为“治隆唐宋”。站在世界的角度上，一些历史学家，当然，这些历史学家主要是外国的学者，却对中国宋代的评价要高出国内的评价，甚至要高出对中国其它朝代的评价，更有人认为，近代史的序幕是由中国的宋代拉开。为什么专家意见和大家的感觉会有如此的差异呢？事实上，我们所赞美的一些盛世，它们所处的时代里，在世界其它地区，也有实力相当的国家称雄。
与汉代并存的是罗马帝国；与唐代并存的是阿拉伯帝国。从罗马帝国和阿拉伯帝国对世界文明进程产生的影响看，华夏文明最鼎盛的时代汉唐两朝似乎还不能和这两个帝国相比。汉唐两朝对外部世界的影响似乎从未超出亚洲，基本局限于东亚。而罗马帝国和阿拉伯帝国的势力都曾经横跨欧亚非三个大陆，至今仍然发挥重大影响。代表基督教文明――罗马帝国的继承者日耳曼人建立了现代欧洲和美洲的文明，并继续在其它地区扩张；代表伊斯兰文明的阿拉伯帝国以及后来的拜占廷帝国，仍然在欧亚非地区拥有重大的影响力，中国的一半近邻都有伊斯兰文明的背景。而普通中国民众所蔑视的宋代却对世界文明产生极为重大的影响。本文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解释这一令人困惑的历史。
华夏文明中心论是中国传统世界观的主体
和基督教信奉地球中心说一样，中国人自古一直信奉华夏中心论。这是一个民族认知上的悲剧，不幸的是，在西方已经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之时，我们仍然没有幡然醒悟，反而将这一悲剧拉到高潮：从乾隆皇帝对待大英帝国使臣的居高临下的态度，我们就完全了解我们祖先在封闭的心理下所表现出的无知多么严重。直至今日，我们普通民众世界观仍然存有华夏文明中心论的烙印。当我们不知道外部世界时，我们自视优越；当我们发现外部世界优越时，我们则说：早些年我的祖上要比你们阔多了。因为信奉华夏文明中心论，我们堕入一个怪圈：这个民族习惯于自欺欺人，习惯于委过于人。这个民族痴迷于昔日的辉煌，却倾向于忘却曾经的不幸。
我们一直自诩为四大文明古国，是两河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和华夏文明中的一分子。可我一直不明白，古希腊文明怎么不是几大文明之一？从考古研究的结果看，古希腊文明可以上溯到前2200年左右，从实证的角度看，华夏文明至今还没有什么文物可以上溯到这个时期，我们基本上是以司马迁漏洞百出和时序错乱的《史记》作为根据来下结论，这种结论对于信奉实证主义的西方历史学家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当然，不接受并不等于不存在，但证明存在必须要有大家都能接受的证据（中国的历史学家和科学家往往欠缺这种科学精神）。
大约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古希腊文明达到鼎盛状态（实际上东方的中国文明也在这一时期达到高潮，从精神文明的发展看，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是有史以来最有成就，对中国及东亚历史影响最为深刻的时期），从古希腊文明对后代的影响看，从当时文化及文明取得的水准看，毫无疑问，古希腊是所有古文明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是当今最强势文明----西方文明之母），这样历史悠久与华夏文明毫不逊色的古文明没有被称为五大文明，亦或为四大文明，只能说明我们民族（或者部分精英）心理是多么阴暗。
为什么这样说呢？从文明的传承看，只有华夏文明和古希腊文明存在明显的传承主体和传承轨迹，而其它古文明基本上在历史的进程中淹灭和中断，没有必然的传承关系，甚至连逻辑上传承关系都没有。现在的答案已经很明确了，我们把古希腊文明排斥在几大古文明之外，刻意将华夏文明打扮成几大文明仅存的一个，来证明华夏文明的优越。殊不知，华夏文明自满蒙入侵之后，已经势微，到了1949年以后已经中断，我们的政治哲学和文化哲学里已经殖入了西方文明的种子----马克思主义，我们已经失去了传统的道德和传统的文化，当我们在为四大文明而自豪时，而华夏华文明恰恰中断在我们这一两代人的手中，这不可悲吗？
有了华夏文明中心论的认知，诸夏万民就有了天朝上国的优越感，即使是蛮夷之族的满人，一旦入主中原，似乎血统也立马高贵起来。看看乾隆给英国使臣的批文，就知道当时国人对于世界的眼光与胸襟。正因为人们一直陶醉于文明的优越，当中原王朝势力强盛时，我们乐于倾听来自“蛮夷”之族的奉承，中国的皇帝一贯认为富有四海，对四方夷狄只在乎名号，而从不计较利益。当中原势力衰弱时，我们对入主中原的异族，往往采取既来之，则安之的态度，事后的历史又迫不及待地将其纳入中国历史的正朔（当然，异族统治者也乐于被奉承），来粉饰华夏文明中心论的光环。正如一个骗局，人们们自觉和不自觉地陷入其中，一旦骗局被人戳穿，人们往往咒骂的，不是制造骗局的人，而是戳穿骗局的人。
宋代的先民将华夏文明推进到中国历史最高的水平，也是当时世界文明的顶峰，这一成就本来可以让中国人，也让人类感到自豪和景仰，然而宋代却亡于一个野蛮民族，对于一向自大和习惯自欺的华夏民族而言，表面接受现实，但内心却无法承受这种文明之耻。有元代宋以后，学者们似乎忘却了圣人的训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一方面忙于阳奉鞑胡为正朔以延祀，一方面又忙于抵毁宋代先民为泄愤。直至今日，在强大而优越的西方文明之前，我们仍然不能摆脱华夏文明中心论的窠臼，无视西方史家的结论，仍然对宋代中国表达的强烈蔑视和不屑。当然，我们无权责怪普通民众，他们对世界对历史的看法与观点缘于学者的论述与传播。如果学者一味地指鹿为马，普通民众只能认为鹿就是马了。
唐朝是一个被过高评价的中国朝代
可以这样说，近世华夏文明是祸起于宋，而肇因于唐，今天的种种，基本上皆拜唐宋所赐。话到这里，我们不得不从宋代的国防资源问题说起。中国的地理形势，长江以南水网交错，气候炎热潮湿，不适合骑兵作战。江淮之间，也是河网纵横，历来是南北战争的分界线和主要战场。过了淮河，直至黄河流域，就是大平原。一出长城，更是大平原。所以在北方作战，一定得要骑兵。而中国之对付北方塞外敌人，更非骑兵不可。而骑兵所需的马匹，在中国只有两个地方出产。一在东北，即所谓蓟北之野，即今热察一带。一在西北，即甘凉河套一带。一定要高寒之地，才能养好马。养马又不能一匹一匹分散养，要在长山大谷，甘泉美草之地，沃野千里之域，才能成群放养，最终为骑兵出塞长途追击之用。而这两个出马之地，在宋朝开国之时，正好一个被辽国盘踞，一个被党项长期占有。与马相关联的尚有铁，精良的铁矿，亦都在东北塞外。这些重要战争资源的先天缺乏，使宋代战略上失去主动出击的战争资源。
宋立国之后的数次对辽战争，前胜后败，后人皆讥宋太宗不知兵，现代人更以近世的眼光看宋辽战争，殊不知，没有战马以及战马组成的强大机动部队，在平原地区与以骑兵为主要力量的辽国决战，这和海湾战争中的萨达姆装甲部队遭遇美国空军的命运一样。相反，辽国在与宋军作战时，反而显得更有战略与战术能力。在宋辽战争中，因为辽国对北宋一直没有领土上的要求，因此一直保持战略上的克制，辽国统治者一直控制辽宋之间的战争规模，要求战线不得超过宋国纵深300公里，这种战略既保证了辽兵作战区间的有利地形；又能有效地运用骑兵进退自如战术优势。当然，从现代的国际观点看，宋辽战争的根本点是宋朝企图通过战争夺回幽云十六州故地，而这些故地已经在后唐时期归属辽国，是辽国领土的一部分，而且是最具战略价值的一部分。控制幽云，实际上就等于锁住汴京的咽喉，双方都知道此地战略价值之所在。终宋一代，对故土的追求，酿成两次亡国。而这一切悲剧，却开始时大唐盛世。
唐朝对于后代毫无开疆拓土之功，反而丢掉华夏民族控制漠北前进基地和战马供给基地----河南与河北广大地区（今河北、宁夏、内蒙、甘肃、青海等地）。近人习惯以盛唐时期的疆域来宣扬唐代开疆拓土之功（这如同炒股一样，股票火爆时的帐面资产是靠不住的）。实际上，由于安史之乱，不仅初唐和盛唐时期开拓的国土全部丢失，连汉隋等朝开疆之地也一并丢失。唐朝立国之策失误，造成宋代立国困局终其始终。这种历史上的因果关系一直被人忽视，使得许多本该唐朝承担的责任反而由宋代背负。
隋唐时代，中国遭遇千载难缝好时机：其一，突厥内部的分裂严重削弱了突厥人的战争潜力和战斗意志；其二，经过长达两百多年的分裂与战乱，特别是北朝异族的残暴统治，人心思定，民意思统。在这种有利的内外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了华夏民族的一个新的帝国时代。华夏民族进入了一个新的复兴时期。如果采用汉初无为而治的政策，内修政治，外结友好。文求治国之道，武求安边之术。总结出类似贾谊之策、晁错之谋、董仲舒之道这一类垂范后世的经典。那么，唐代不仅给后代创造更多的文化遗产，还会使自己的国祚接近或超出汉代。然而，气势如虹的大唐，不仅没有创造国祚的奇迹，而且，它给百姓带来的和平时期不仅不如汉代，不如宋代，甚至不如明代和清代。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呢？统治这两朝的皇帝，特别是隋炀帝和唐太宗，对疆域都有很强烈的进取心。大抵两位帝王都得国不正，急需建立奇功来自解。所以并不打算遵守中国古代传统的安边策略：爱民攘夷（‘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西周以此国策安边而有三百五十余年国运，可见这一策略十分有效。同样，有很多著名的历史悲剧恰恰就是违背了这一古训。申侯犯规，子带破戒，开门揖盗，引狼入室，国都焚毁，幽王被杀，西周覆灭，东周危殆。三国魏晋，胡人归附，皆安置于都城附近，江统劝出塞外，晋武帝竟不准，武帝死后没有几年，终致弥天大祸。西晋灭国，中原故土，竟成胡人的天下；华夏衣冠，不得不退守江南。殷鉴不远，以太宗的神武圣明，本来对夷夏如何相处，该有清醒的认识，然而，有着胡人血统的隋唐皇帝（唐高祖李渊是隋炀帝的表兄）本没有多少夷夏之防，加上隋炀帝和唐太宗又都是好大喜功之人，对于四夷远服，乐得照单全收，并且安置于河南以示天恩浩荡（匈奴旧地），使处京畿附近。
关于唐王朝这方面的国策，在贞观朝内部也存在争议，当时并不是没有有识之士，实际上，魏征就是一个正确代表。在《贞观政要》的卷九里，有明确的记载。贞观四年，李靖击败突厥颉利部，其部多来归降。太宗诏议安边之策，中书令温彦博议：“请于河南处之。准汉建武时，置降匈奴于五原塞下，全其部落，得为捍蔽，又不离其土俗，因而抚之，一则实空虚之地，二则示无猜之心，是含育之道也。”太宗从之。秘书监魏征曰：“匈奴自古至今，未有如斯之破败，此是上天剿绝，宗庙神武。且其世寇中国，万姓冤仇，陛下以其为降，不能诛灭，即宜遣发河北，居其旧土。匈奴人面兽心，非我族类，强必寇盗，弱则卑伏，不顾恩义，其天性也。秦、汉患之者若是，故时发猛将以击之，收其河南以为郡县。陛下以内地居之，且今降者几至十万，数年之后，滋息过倍，居我肘腋，甫迩王畿，心腹之疾，将为后患，尤不可处以河南也。”温彦博曰：“天子之于万物也，天覆地载，有归我者则必养之。今突厥破除，余落归附，陛下不加怜愍，弃而不纳，非天地之道，阻四夷之意，臣愚甚谓不可，宜处之河南。所谓死而生之，亡而存之，怀我厚恩，终无叛逆。”魏征曰：“晋代有魏时，胡部落分居近郡，江统劝逐出塞外，武帝不用其言，数年之后，遂倾？、洛。前代覆车，殷鉴不远。陛下必用彦博言，遣居河南，所谓养兽自遗患也。”彦博又曰：“臣闻圣人之道，无所不通。突厥余魂，以命归我，收居内地，教以礼法，选其酋首，遣居宿卫，畏威怀德，何患之有？且光武居河南单于于内郡，以为汉藩翰，终于一代，不有叛逆。”又曰：“隋文帝劳兵马，费仓库，树立可汗，令复其国，后孤恩失信，围炀帝于雁门。今陛下仁厚，从其所欲，河南、河北，任情居住，各有酋长，不相统属，力散势分，安能为害？”给事中杜楚客进曰：“北狄人面兽心，难以德怀，易以威服。今令其部落散处河南，逼近中华，久必为患。至如雁门之役，虽是突厥背恩，自由隋主无道。中国以之丧乱，岂得云兴复亡国以致此祸？夷不乱华，前哲明训，存亡继绝，列圣通规。臣恐事不师古，难以长久。”太宗嘉其言，方务怀柔，未之从也。卒用彦博策，自幽州至灵州，置顺、？、化、长四州都督府以处之，其人居长安者近且万家。自颉利后，诸部落首领来降者，皆拜将军中郎将，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惟拓拔（西夏李元昊之先）不至，又遣招慰之，使者相望于道。凉州都督李大亮以为于事无益，徒费中国，上疏曰：“臣闻欲绥远者必先安近。中国百姓，天下根本，四夷之人，犹于枝叶，扰其根本以厚枝叶，而求久安，未之有也。自古明王，化中国以信，驭夷狄以权。故《春秋》云：‘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自陛下君临区宇，深根固本，人逸兵强，九州殷富，四夷自服。今者招致突厥，虽入提封，臣愚稍觉劳费，未悟其有益也。然河西民庶，镇御藩夷，州县萧条，户口鲜少，加因隋乱，减耗尤多，突厥未平之前，尚不安业，匈奴微弱以来，始就农亩，若即劳役，恐致防损，以臣愚惑，请停招慰。且谓之荒服者，故臣而不纳。是以周室爱民攘狄，竟延八百之龄；秦王轻战事胡，故四十载而绝灭。汉文养兵静守，天下安丰；孝武扬威远略，海内虚耗，虽悔轮台，追已不及。至于隋室，早得伊吾，兼统鄯善，且既得之后，劳费日甚，虚内致外，竟损无益。远寻秦、汉，近观隋室，动静安危，昭然备矣。伊吾虽已臣附，远在藩碛，民非夏人，地多沙卤。其自竖立称藩附庸者，请羁縻受之，使居塞外，必畏威怀德，永为藩臣，盖行虚惠而收实福矣。近日突厥倾国入朝，既不能俘之江淮，以变其俗，乃置于内地，去京不远，虽则宽仁之义，亦非久安之计也。每见一人初降，赐物五匹，袍一领，酋长悉授大官，禄厚位尊，理多糜费。以中国之租赋，供积恶之凶虏，其众益多，非中国之利也。”太宗不纳。由此可见，门户洞开，广纳四夷，不是明皇首倡。
推及以远，隋文帝、炀帝、唐高祖均有失察之责。然而，首要责任，当推太宗。高祖开基之后，四年削平海内，两年后发生玄武门之变，随即退位。因此，唐朝的制度建设及祖宗之法，基本由太宗规划和确定。太宗一朝的典章礼仪，规矩律例，影响有唐一代。有夏以来，三王以降，文韬武略，无出太宗之右，太宗本人也颇矜能伐功。适逢隋唐之际，华夏兴盛，四夷不振之时，太宗急欲建万代基业，做旷世君主，德过三皇五帝，功过秦皇汉武。区区华夏之尊，已容不下太宗的远大抱负，做天下的共主，才配得上太宗的雄才大略。故廷议之前，方略已定，成竹于胸。彦博之策，本是太宗所欲；魏征之言，纵是可行和妥善，只是本非所欲，虽能洞察其理，但其好大而喜远，矜功而徇名，不能据理而自制，故虽有善纳谏言之美名，但急欲建立空前绝后之功业，故听而不纳。
自此胡人长期盘踞河南之地（即今河西走廊，汉武帝从匈奴夺取之后，一直属中国所有，此地水草丰美，宜农宜牧，是中国培育与放养战马的最佳地域，将其送给胡种，一旦不归所有，无异自毁长城，这是战略性的错误），从此断了华夏反制来自北方的军事命脉。华夏文明以后的祸患即发端于此。太宗之后，高宗、武周、玄宗的门户更开。开元之时，唐朝达到极盛。唐玄宗改元天宝后，志得意满，决意放纵享乐，从此不问国事。在纳杨贵妃后，更加沉溺酒色，信用奸相李林甫把持朝政。唐初自武后始，为鼓励军人建立军功，常常以“出将入相”晋升立功边将。李林甫为了长期把持相位，杜绝汉族同僚的“出将入相”之源，曾奏曰：文士为将，怯当矢石，不如用寒族蕃人，蕃人善战有勇，寒于即宏党援，彼生而雄，善马上，长布阵，天性然也，若陛下感而用之，使必死，夷狄不足图也。帝以为然。由于李林甫把持朝政19年，逐贤臣，进小人，用蕃将，养盗自重，使朝政败坏到不可收拾，最终将日如中天的大唐，带入毁灭的进程。安史之乱爆发时，朝廷除郭子仪是汉族大将外，无论敌友，统兵者均非华夏之人，这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如蕃人安禄山、史思明，百济人黑齿常之，高句丽人高仙之，契丹人李光弼，突厥人哥舒翰、李怀光、仆固怀恩、阿跌光进等）。
从太宗朝的开门揖盗，到玄宗朝的借鼠守仓，唐王朝自己种下的祸根，迟早会生出怪胎。没有安禄山，也有其他的胡人作乱。从公元621年削平群雄到公元755年安禄山起兵造反，我们极力推崇的唐王朝仅给华夏万民135年的休养生息（作为中国历史的主要朝代之一，这个时间并不理想）。其间虽然经历多次战争，除了徐敬业起兵谋反武周外，基本上都是对外的扩张战争，战争的结果是大量异族民众进入华夏的心腹地带居住，唐王朝的幅员进一步扩大。近世人们所称颂的大唐国国土历史第一，指的就是开元时代。然而，安史之乱，彻底改变了大唐盛世，也改变了大唐的版图。
为了平息安史之乱，唐朝廷不得不向吐蕃、回纥等国借兵，大量起用胡兵和胡将，同时提供优厚条件，招降安史部将。结果，吐蕃、回纥、南诏等国乘机入侵，西域从此完全丧失，盛唐时的开疆拓土自此前功尽弃。至肃宗大难略平，君臣皆幸安，故瓜分河北地，付授叛将，护养孽萌，以成祸根，安史之乱刚息，藩镇之祸又生。太宗时代迁入腹心地区的胡人，或平乱有功受封，或因招安受抚，从此割据河北、陇西、山东等地，连传统的华夏领地也有不少失去控制，到了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大唐帝国的疆土已经失去了三分之二；就在这仅余的三分之一疆土上，也是藩镇割据，无力统一，中央政府仅仅维持了一个虚幻的唐王朝名义。从某种意义看，晚唐的气象倒和春秋时代的周王朝很类似。但晚唐却没有齐桓、晋文这样的诸侯，皇帝不仅受制于潘镇，而且受制于太监（这在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唐代对中国文化发展的贡献与它所具备的国力极不相当，也与后世对它的赞美极不相称。直到今天，大多数人一直认为唐代是中国文化最繁荣的时期，甚至是文化发展的顶峰时期。人们普遍的证据是将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唐诗达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水准来概括唐代对中国文化贡献的全部。以盛唐时期的国力，唐代应该担当文化建设并将其推向华夏文明巅峰的使命。然而，与人们传统观点相反的是，唐代文化不仅不是中国文化的最高峰，而且前不如战国、汉代，后不比宋代，甚至不如明代。
作为一种普世价值，文化建设可分为三个层面：哲学与价值，道德与伦理；制度与人事；学术与学术环境。其中，最核心的是哲学与价值，道德与伦理。它的确立与取向决定了其它两个层次的发展。华夏文明的核心基于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学说。其中又以儒、法、道三家学说为主体。汉代的主要贡献恰恰在于它确立了华夏文明稍后发展的文化主线：文景时代的黄老之学，武宣时代的儒法共存（儒表法里），最终演变成以儒为主的三位一体或三教合流。中国两千年的大一统制度的建立，秦始皇虽有开埠之功，但真正完成帝国内涵与形式建设的是汉代（秦只建立了形式上的帝国），因此，汉代有创世之功。除此之外，汉代对华夏文明另一个重要贡献是对经典的搜集与研究，使得差点中断于秦始皇 “焚书坑儒”的华夏文明多样性得以保存（世界上很多文明的湮灭往往都是由于部落与国家之间的战火），所谓的汉经学，就是汉儒整理与保存文献的研究活动与学术成就。从华夏文明的发展整个过程看，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有创建之功，汉儒有承上取下之功，宋儒有发展之功（包括明儒）。
而处在汉宋之间的大唐，空有强大的国力，却对华夏文化的建设没有产生划时代的影响。钱穆先生在《晚学盲言》的“政治与社会”曾经这样评论“唐代在中国学术史上，实仅可称一文学时代，前不如南北朝，后更不如宋。……唐代可称述者，除富强外，人物则可谓渺乎在后矣。……言学术思想，则在中国历史上又每以汉宋对比。宋代实为中国历史上之文艺复兴时代，而唐代实乃其衰落时代。”唐诗的辉煌成就掩盖了唐代学术的凋敝。事实上，唐代华夏文化始终受到两种外来文化的困扰：日常生活的胡化倾向（唐后期河北地区出现的地方割据，陈寅恪认为是由该地区的“胡化”所致）和哲学领域的佛教倾向。这两种倾向不是外来文化入侵的结果，而是唐代帝王开放政策的一部分，甚至是为了压制传统文化而采取的主动措施。同前面国防政策的失策一样，在传统文化方面，唐代又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保护措施，反而花费大量的财力发展外来的文化。
当唐朝武功全盛之时，居住于西北的大量游牧民族或被迫归附、或主动请归。唐政府不断地将这些归顺的异族集中迁入内地，同时又维持这些异族的习俗和和信仰。这种异域文化必然对周边的华夏民族产生影响。特别是唐都城长安，大量异域人士的定居，使唐长安呈现一种多文化的景象。关于唐代社会的“胡化”倾向，众多前辈学者已有精辟的论述，特别是向达先生在其《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书中，对唐代长安、洛阳的“胡化”现象，包括服饰、饮食、宫室、乐舞、绘画、宗教、游乐等诸多方面做了详尽的考察。虽然这些“胡化”现象，如《旧唐书•舆服志》就载：“开元来……太常乐尚胡曲，贵人御馔，尽供胡食，士女皆竞衣胡服……” 出现过“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的“胡化”风潮。这些文化表层范围的异化，对于中原地带的汉民族的文化根本产生的影响可能并不大，但对于河东、河南之地的居民则影影响深远。事实上，与“胡化”对立的是“汉化”，当这一地区的异族保持原有的习俗和信仰，保持传统的生活方式，反而会导致原居的汉民族产生“胡化”，这种区域性“胡化”和日常生活中的“胡化”是完全不同的，它表现的是“文化寄生”，“文化繁殖”到最终的“反客为主”。唐政府完全放弃汉学的教化功用，助长了这一地区“胡化”，也使汉学失去了一次走向世界的宝贵时机。
现在很多国人都盛赞唐代文化何等开放，唐人心胸何等宽广。从现存的各种文物看，唐代更多的是文化吸收，而没有多少文化输出（当然有人会说日本从唐代学了不少，问题这是日本人主动求学，而不是我们主动传教）。正因为这些后世所谓的开放和开明政策，使得唐代对归附中央的异族统治一直停留于表层：即简单的军事占领和名义上的君臣关系。这种没有文化内涵的统治是靠不住的。从世界各文明的历史进程看，要想实施永久的统治，政权的建立只是开始，文化的建设才是根本。要想使异族永久地归属，文化上的同化才是民族融合的根本手段（如同我们汉族的形成，血缘不是主要的，文化认同才是根本的）。
唐代对异族文化与传统的保存和尊重，对这些民族而言，可能是幸运的，但对华夏民族而言，是绝对不幸的，因为我们没有在实力具备绝对优势的时期对西北地区建立完全有效的统治，使这一地区因为文化同源而成为华夏文明的永久屏障。从中国历史进程看，这一地区历来是华夏文明主要危险的源泉。不幸的是，西北地区“胡化”的同时，存在着“汉化”的逆过程。这种“汉化”使得这些游牧民族不再是当年的吴下阿蒙，有机会近距离地见识中原王朝先进的制度和文化，促使这些异族迅速地摆脱愚昧，进入文明时代。这种不是同化的“汉化”，使这些民族在学习先进文明的同时，保存了自己民族的主体。这种“汉化”没有儒家传统意义上的教化之功，恰恰是用华夏文明的先进成果去武装了自己的未来敌人。当中原还处于战乱之时，公元907年，契丹帝国成立于北方并一直威胁中原各个王朝；党项人也是利用中原动乱的机会，迅速扩张势力，最终尾大不掉，难以制衡。
反观与唐朝同处一个时代的阿拉伯帝国的文化政策及其稍后整个西域的伊斯兰化，唐朝当时的文化政策的愚蠢就再清楚不过了。从世界史的角度看，阿拉伯帝国和罗马帝国及其继承者实现侵略的主要形式都是文化殖民，正因为这种政策的成功，造就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并且幅员辽阔。而华夏文明自唐代之后只能自保，要不是宋儒在国家灭亡之前，建立了理学和华夏民族的正统理念，将学术研究由国家的行为演变成民间的自觉，即便国亡于上但学存于下，最后保留了文明的种子。否则以蒙古四大汗国的伊斯兰化势头，我们现在很难说华夏是否也会伊斯兰化，要知道，当时参与元朝政治管理的，军事指挥的除了蒙古贵族外，基本上是回回。伊斯兰文化基本上可以算是官方文化。
如果说“胡化”仅局限于西北这一特定的区域和都市的部分生活方式，那么佛学的影响则长期占据唐代统治者的精神领域。唐代20帝，只有两个异类（玄宗和武宗笃信道教），其他都是佛教信徒。上有所好，下必行焉，因此，佛学研究在唐朝达到顶峰。佛教香火最旺是南北朝时期，但开放的唐朝对异域的文化似乎比本土文化更感兴趣。佛教在中国发展的轨迹大致分三个阶段：引入时期，开拓时期，融入时期。对应的时代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时期，宋明时期。表现的形式依此是：寺庙与洞窟，宗派兴盛，儒释道合流。南北朝主要在吸收佛教，此段？期中？的思想完全用在吸收佛教的教理。至隋唐就完成了吸收消化的工作。
大唐盛世，？势达到？盛，但唐代不是哲学家的时代，而是文学家的时代（其表？在诗）。唐代哲理研究的精彩在佛教，佛教的那些大宗派都产生在唐朝或隋唐之间。唐代在佛教哲理方面高度的成就与表现，能发展出天台宗、华严宗，直至禅宗，达到佛学最高的智慧。？些宗派的大？如智者大？？玄奘？贤首等都？得上是真正的大哲学家，与西方的大哲学家相较绝无逊色。佛教的教义？展到？里已经是最高峰了。而这些成就的取得，与唐代帝王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唐代大多数皇帝都提倡佛教。武则天、唐宪宗时达到高峰。
武则天于天授元年（公元六九○年）正式即位称帝，她的这一行为显然不符合华夏传统的政治文明和法统。为了能够君临天下，她迫切需要舆论和教义的支持。佛教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男尊女卑，我们今天从庙宇供奉的佛像上就可以看出，不少佛像都是不男不女，亦男亦女，中国人信奉的观世音菩萨是男是女谁也说不清楚。这位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性帝王，企图利用佛学牵制儒学，淡化儒学的影响，进而分化传统文化对其执政的抵制。因此武则天执政期间，始终不遗余力发展佛教。首先，她曾亲自组织八十卷本《华严经》的翻译（在此之前已有六十卷本）。为了表示对译经事业的关心和支持，在《华严经》译成后，她还特意写了一篇序文。其次，她给高僧以特殊的礼遇。如，义净（公元645-713年）慕法显、玄奘游历印度的壮举，取海道西行求法。他于咸亨二年（公元671年）从广州出发，历时廿五年，途经三十余国，于证圣元年（公元695年）回到洛阳，带回梵本佛经近四百部。当他返回洛阳时，武则天亲自出迎。又如，神秀是当时北方禅宗界的领袖，被武则天请入京师，时时请教佛法。第三，她直接支持佛教宗派的形成。在八十卷本《华严经》译成之后，武则天诏令法藏在佛授记寺大力宣传该经思想，给予充分的物质保证，推动华严宗的创立。华严宗凭借政治势力，曾风靡一时。第四，她热衷于建寺造像。著名的洛阳龙门奉先寺庐舍那佛像，就是在武则天的支持下雕凿的，据说她曾为此捐助了二万贯「脂粉钱」，并主持了工程落成的「开光」仪式。她又令僧人怀义制作夹？大像。这一大像的小指头上就可并坐数十人，每天需要工匠一万名，「所费以万亿计，府藏为之耗竭」（《资治通鉴》卷二○五），耗费了大量民脂民膏。安史之乱后，唐王朝从繁荣的顶峰上跌落下来，国运渐衰，徭役和赋税日重，民众纷纷以寺院为逃避之所。肃宗、代宗、德宗有意保护佛教，或造寺度僧，或鼓励禅修。至唐宪宗时，崇佛活动又进入一个新的高潮。
据佛教传说，古印度阿育王在释迦牟尼逝世若干年后，借助于鬼工神力，修造八万四千座宝塔，重新安放佛陀舍利。位于今陕西扶风境内的法门寺塔便是其中之一，塔内藏有佛陀指骨一节。唐代宗时，曾命名该塔为「护国真身佛骨宝塔」，十分敬重。宝塔所在的法门寺大约建于东汉桓帝、灵帝时代，原属宫廷寺庙，历经魏晋南北朝数百年，已逐步向民间开放。因塔内珍藏佛骨，所以它为法门寺增添了无限光彩。按唐代通例，该塔每三十年开启塔门一次，即可使岁丰民安，国运昌盛。自高宗显庆五年（公元660年）首次迎佛骨于宫内供养起，其后各帝均竭力仿效。每当开塔之际，“京邑内外，奔赴塔所，日有数万”；“或有烧头炼指，剌血洒地，殷重至诚，遂得见之。”（《法苑珠林》卷三十八）
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冬，宪宗派遣太监，率领僧侣多人，前往法门寺再度奉迎佛骨。第二年正月，将佛骨迎至京城长安。宪宗敕令先在宫中供奉三天，然后送往京城各寺院让僧俗礼敬，从而又一次煽起全国性宗教狂热。当时，朝野震动，王公士庶，奔走相告，有焚顶烧指燃臂为供养的，有倾家荡产以作施舍的。上下仿效，唯恐落后。面对这种日益高涨的崇佛狂潮，当世大儒韩愈在给宪宗的《谏迎佛骨表》中，以南朝梁武帝为例指出，奉事佛教，希求福田，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当前之势，举国若狂，这种现象实在是「伤风败俗，传笑四方」。他提出，应将佛骨交付有关部门，投于水火，以「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甚至表示：如果佛真有灵验，能作祸崇的话，那么，所有的灾难请都落到我的身上吧！《谏迎佛骨表》触怒了皇帝，韩愈几乎因此而丧失性命。他在赴潮州途中有诗云：“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欲为圣朝除弊事，岂将衷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兰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由于佛教势力过分膨胀，泛滥成灾，随着佛教寺院的增多，僧尼队伍的扩大，耗资日益庞大，对社会生产和民众生活带来严重危害。而且，佛教无君臣父子之礼，不事嫁娶婚配，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与政治理念发生严重抵触。到武宗即位时，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唐武宗从会昌初年（公元841年）起，开始做灭佛准备，至会昌五年（公元845年）进入灭佛高潮。有关佛教弊端，武宗在其在废佛敕书中明确指出：“洎于九州山原，两京城阙，僧徒日广，佛寺日崇。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利于金宝之饰；遗君亲于师资之际，违配偶于戒律之间。坏法害人，无逾此道。且一夫不田，有受其饥者；一妇不蚕，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纪极，皆云构藻饰，僭拟宫居。晋、宋、梁、齐，物力凋瘵，风俗浇诈，莫不由是而致也。”他认为，废佛是“惩千古之蠹源，成百王之典法，济人利众”(摘自《武宗本纪》，《旧唐书》卷十八)的唯一办法。结果，共拆毁寺院四千六百座，招提、兰若（小型寺庙）等佛教建筑四万余座，僧尼被迫还俗者廿六万余人，没收寺院土地数十万顷，查出奴婢十五万人。以武宗会昌五年全国496万户的人口规模看，大约3000万人口供养40余万僧尼及其奴仆。看来，唐武宗灭佛不仅仅是文化因素（此君信奉道教），晚唐糟糕的经济也不堪如此重负。可惜，唐代的君主多数信佛少数信道，对于华夏文化的主流儒学（似乎只有太宗对国学重视一些），倒没有几个垂青的。相对于佛教的高度发展并成为显学，汉学（即儒学）在唐代反而成了末流与隐学。当时的人文领袖，被后世推崇的唐宋第一大儒的韩愈（钱穆更称之为唐宋文化第一伟人）因为一份“谏迎佛骨”的奏章，差点丢掉老命，便可以说明儒学当时的命运。
唐代适逢南北朝这样的历史大混乱之后，传统的华夏文化与道德伦理遭遇三百年的侵蚀和破坏，已经变质和衰败，迫切需要复兴与发展。然而唐代过度的开放，异族文化与宗教的进入，反而反客为主，成为学术研究的主流和学术成果的代表。最终思想开放变成全民思想混乱，边境开放变成异族步步为营；儒学冷落造成全民道德伦理的崩溃。试问唐代有何文治武功？有唐289年，它给百姓135年的生平生活，却有150多年的战乱；有唐一代，中断了丝绸之路，丢失了西域，丧失了河南、河东之地。唐代的民族政策和开放的文化造成了宋代立国的艰难。
从唐末的藩镇割据到五季乱极，中国经历了大约150多年的动乱年代（如果从公元755年的安史之乱算起，则有200多年的乱世。在有明确记载的中国历史上，因连续战乱而引发全社会动荡超过100年的时期并不多，从春秋算起也只有春秋时期294年、战国时期255年、汉桓灵三国时期120年、南北朝时期260年、唐末五代时期、太平天国民国时期98年）。钱穆穆先生曾言：“世有盛衰治乱。中国历史，盛世治世，人物活动少，表现亦少。乱世衰世，人物活动多，表现亦多，其影响转深而大。此为中国历史一特征，亦即为中国文化一特征”。从春秋战国，到汉末三国，到南北朝，无不验证这一规律。然而唐末五代却是一个平庸的乱世，没有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大文学家、大学问家、大道德家。
有人可能讲这个时间与春秋战国相比太短，那么自汉桓灵二帝到三分归晋也不过120年，三国时期中国出现那么多杰出人物。太平天国至共和国建立，不过100年，这一时期中国也是人才辈出，群星璀灿。为什么历史到了唐末，却出现如此的反常？或许有一个答案：传统文化的衰落与削弱，异域文化的鼎盛和时髦，使文化发展失去了方向和凝聚力。佛的出世和道的无为又使文化发展失去必要的动力。军人左右政局削弱了文化的政治功能和文人的社会地位，崇尚武力和暴力淡化了文化的教化功能。唐只有强大的政治而没有繁荣的文化，它对中国文化并无多少再造之功，实在是一个传统文化衰落的时代。有人拿出唐诗为例，殊不知只有百年之运的元代也有小曲奉献给历史。诗也好，曲子也好，这些文学形式只能表达人们一时之情，不能塑造一个民族的精神。诚然，韩愈是一座丰碑，但他只是划破天空的一颗流星，余辉照耀的是两百年后的宋儒。
宋代文明的国际地位
在中国所有主要朝代中，对世界文明发展影响最大的朝代是宋朝，这多少有点令大多数国人意外。欧洲研究宋代历史的先驱、法国汉学家埃狄纳•巴拉兹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在宋代已经完全发育成熟，近代中国以前的诸多新因素已经显著呈现，因此研究宋史有助于解决中国近代开端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依据上述认识，巴拉兹于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制定了一个规模宏大的宋史研究计划，其目的是要研究宋代为什么比西方更早地成为“现代的拂晓时辰”。尽管巴拉兹的计划在其生前并未完成，但在他的带动和影响下，宋史研究中心在欧美各国纷纷成立，进而形成了一些国际性的学术组织。此后一些美国学者对宋代的研究进一步深入，如斯坦福大学教授W•Skiler（施坚雅）认为，在十一世纪的中国开封，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不少日本学者也认为宋代是中国近代社会的开端，其中以汉学大师内藤湖南为代表，认为宋代商品经济发达，资本主义已经发展起来，大体上相当于欧洲的十六、七世纪，宋代开启了世界近代化的序幕。
尽管上述看法遇到较为严重的挑战，尤其是中国学者的批评（至今中国学者尚未认同，还是按照传统观点将宋代视为封建社会的一个阶段，资本主义萌芽是从明朝中叶以后才出现的。），但后来逐渐为很多欧美学者所接受。美国《新闻周刊》2000年1月1日刊登了耶鲁大学中国现代史教授乔纳森•斯彭斯的文章，其中是这样评价宋代的国际地位：“上一个中国世纪是11世纪。当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也是最成功的国家。它的领导地位源于一系列的因素，从技术上的发明到工业企业的兴起和管理良好的农业，从普遍的教育和行政管理试验的传统到对宗教和各种哲学思想的宽容。中国衰败的原因在于它军事上的软弱，政府在一系列强敌压境的时候不是直接与之对抗，而是设法用贿赂的办法消除威胁。忍辱退让的政策，证明是灾难性的。如果中国可以证明它可以有效地保卫自己的边界，阻止外敌入侵，并恢复中国900年前曾经有过的那些积极特征，它就有可能再一次给一个世纪冠上中国的名字。除了鼎盛时期的罗马帝国以外，也许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过这样的业绩。上一个1000年，公元11世纪之前的中国，是世界超级大国，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当时宋朝的首都在东京汴梁，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人口达百万，是世界最先进最繁荣最庞大的城市。15世纪之后的衰败和颓废，有政治上的腐败，更有军备上的废弛。山不转水转，天不转地转。”
在军事和政治方面，宋朝未能取得汉唐时代的成就，一直表现得萎缩和退让，被多数国人认为是中国历史最懦弱和最令人难堪的一个时期。“然而在文化方面，这一时期的中国历史却是硕果累累。就象304年及其以后蹂躏中国北部的蛮族一样，10世纪、11世纪、12世纪的后起蛮族，也强烈地为中国文明所吸引。除了自身采纳中国文明，他们还在自己统治的领土上传播了中国文明，而这些领土又从未纳入过中华帝国的版图。因而，中华帝国的收缩由于中国文明的扩张而得到了补偿――不仅在中华帝国周边兴起的国家如此，在朝鲜和日本也是如此。”（《剑桥中国史》辽西夏金元卷） “宋朝最初未能收复边沿诸省，后来又丢失了北半个中国，这遭到中国后来历史学家的严厉谴责。这种批评虽不可否认，但中国文明有许多方面在唐、宋几个世纪中达到顶峰，这也是事实。文化领域尤其如此。在这几个世纪中，出现了佛教经文和儒家经典的大百科全书；许多学者撰写的各朝历史内容全面；伟大的诗人和艺术家的杰作大批涌现；写在书卷上的书法艺术同绘画一样受到高度评价；精美的瓷器几乎如玻璃一样薄，一样透明；印刷术的发明价值连城，被利用来复印和发行大礼佛经：科学技术取得了至今才得到充分理解的非凡的进展。
除上述文化上的成就外，宋朝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对整个欧亚大陆有重大的意义。商业革命的根源在于中国经济的生产率显著提高。技术的稳步发展提高了传统工业的产量。同样，水稻早熟品种的引进，使作物在过去只能一季一熟的地方达到一季两熟，从而促进了农业。此外，宋朝兴修的新的水利工程，大大扩大了水田灌溉面积。据估计，11至12世纪，水稻产量增加了一倍。生产率提高使人口的相应增长成为可能，而人口增长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了生产。经济活动的迅速发展还增加了贸易量。中国首次出现了主要以商业，而不是以行政为中心的大城市。
对外贸易突飞猛进，这一点比国内贸易更为显著。自汉代起，中国对外贸易的规模已相当大。到了唐朝，尤其是宋朝，对外贸易量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候。这一贸易迅速发展的基础，当然是中国前所未有的经济生产率。航海技术的改进――其中包括指南针，带有可调中心垂直升降板的平底船，以及代替竹帆的布帆的使用――也很重要。最后，穆斯林商人和水手从事贸易的积极性，也加快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当时，他们是亚洲诸海的伟大创业者。结果，海港而不是古老的陆路，首次成为中国同外界联系的主要媒介。当时，中国的经济居主导地位，这可以由以下事实看出来：中国的出口品大多是制造品，如丝绸、瓷器、书画等；而进口品多半是原材料，如香料、矿石和马匹等。
最后应该指出，宋朝时期，中国人首次大规模从事对外贸易，不再主要依靠外国中间商。因而，宋朝时的中国正朝成为一个海上强国的方向发展。但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而言，最重要的事实是，这一潜在的可能从未实现。此外，同样重要的是，宋朝时的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丝毫未对中国社会产生爆炸性的影响，而西方与此相应的商业革命却对西方社会生产了爆炸性的影响。”（《全球通史》斯塔夫理阿诺斯）传统纳贡体系的崩溃和岁币的输出，使现代意义的国际贸易成为必要。丝绸之路的中断，指南针的发明，又使得海上贸易成为可能。特别是南宋，海外贸易成为国家收入的重要来源，在不增加百姓税赋的前提下，同工商税赋一起，构成国家收入的支柱。海上贸易的繁荣，使南宋经济完全不同于中国其它朝代，它正在渐渐地背离其悠久的农业传统，悄悄地走向海洋国家。“这儿的大海船、三桅帆船和小型商船比我以前在任何一个港口看到的都要多，甚至超过了威尼斯。而且，中国的商船也是人们能够想象出的最大的船只，有的有6层桅杆，4层甲板，12张大帆，可以装载1000多人。这些船不仅拥有精确得近乎奇迹般的航线图，而且，它们还拥有几何学家以及那些懂得星象的人，还有那些熟练运用天然磁石的人，通过它，他们可以找到通往陆上世界尽头的路，对于他们的天赋，愿上帝受到赞美。因此这儿有成批的商人沿江上下，如果一个人没有亲眼目睹这一情景，简直无法相信。在江堤边上有许多装着铁门的大仓库，大印度以及其他地方的商人以此来确保他们货物的安全。不过其中最大的是萨拉森人与犹太商人的仓库，像个修道院，商人可以把自己的货物藏在里面，这其中，既有那些他们想要出售的货物，也包括那些他们所购买的货物。”（意--德安科纳《光明之城》）
宋代工商业的高度发展和人文领域的巨大进步，不仅高度开发了读书人的智慧，也促进了身处社会中下层民众智慧的提高。智力的进步和工商业的需要，有力地推动科学与技术的进步。与前代相比，宋代技术发明明显呈现爆炸性的发展，许多划时代的技术发明在宋代成熟运用于生产与制造过程中。因此，到十四世纪之前，中国都是技术革新的伟大中心，向欧亚大陆其他地区传播了许多发明。虽然来自中国的发明很多，但对文明带有根本推动的，就是我们通常所谓的“四大发明”中的三大发明（火药发明于唐代，正式使用于宋代，指南针、活字印刷则被认为是宋代发明并开始使用）。“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写道：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些发明的力量、功效和结果。人们将看到，这些发明远不如三大发明那么显著；这三大发明古人并不知道，它们的起源，即使现在仍模糊不清，无人知晓，它们是：印刷术、火药和磁铁。因为这三大发明首先在文学方面，其次在战争方面，第三在航海方面，改变了整个世界许多事物的面貌和状态、并由此产生无数变化，以致似乎没有任何帝国、任何派别、任何星球，能比这些技术发明对人类事务产生更大的动力和影响。”（《全球通史》斯塔夫理阿诺斯）
从中国以后的历史看，宋代的高度文明最终中止于蒙古人的入侵。虽然蒙古人仍然使用宋代高度文明所带来的技术及工具，但保持高度文明所需要的智力活动以及保持这种智力活动所需要的宽松氛围和人格尊重已经丧失，不可避免地使宋代创造（还有唐代）领先世界的高度文明走向没落。至如蒙古人是否要为中华文明最终的没落负责，则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这些征服王朝真的代表了中国社会、中国经济、中国政治制度和中国文化的‘自然’发展中的大倒退吗？没有这些征服王朝，代表11世纪宋代中国特征的高速发育的形态和合理的组织结构就能延续下来吗？它们使得某些学者所说的出现于宋代的一个‘近代时期’夭折了吗？或者说这些宋代的发展无论如何是死路一条，它们是被国力的局限、被中国的这种规模和多样性、被汉人的精英分子不能对实践和实效给予应有的重视与关心所毁灭的吗？为什么在明代，当他们最终把蒙古人从中原驱逐出去时，仍不能恢复由宋代提供的更为高级的政府模式，相反，却继续保留了金、元时期制度发展的那么多方面，并恢复到了被所有征服者都推崇的唐代模式上来了呢？这些都是很复杂的问题，可能得不到解答。”（《剑桥中国史》辽西夏金元卷）
不仅这些外国学者不能回答这些问题，国内的学者甚至从未考虑这些问题。在不少学者看来，宋代除了给予中国人耻辱之外，还带来了文化上和意识上的全面倒退。很多学者，甚至不少精英都将中国后世的保守归因于宋代的理学。与北宋学术开放性相比，南宋学术，特别在道德和伦理上表现更多的内敛和苛刻。这种学术内容与精神的变化是和南宋的政治形势和国际局势分不开的。这是文化伴随政治局势的一种自觉和调整。理学愈到后期，愈强调人伦和名节，这是国家危急关头国民保持理性和忠诚的一种客观要求。换句话，理学的存在和发展是当时社会政治的客观要求。抗战时期和文革时期，对个人品德的要求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今天的中国人，多半是过来人，对那段历史的记忆应不会抹去，应该对宋代理学抱有较多的理解和谅解。
现代中国蒙元史家均认为蒙古对世界的征服是对世界发展作出了贡献，客观地说，征服确实惊醒了中世纪的欧洲，并传播了高度发达的东方文明。蒙古人文化的落后并没有削弱蒙古人使用先进技术的天赋和兴趣，相反，任何能够在战场上获得战术与战略效果的技术与工具，都是蒙古人愿意学习和借鉴的。蒙古人征服欧亚的同时，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了中国文明，这些文明虽然是中国几千年文化的积淀，但宋代高度发达的技术及其成果，被蒙古人成功地运用于军事，显然给所有的被征服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东方文明的高度成就，给他们的震憾是无法形容的，并深深地影响中世纪之后的欧洲学者。法国著名汉学家谢和耐在其《南宋社会生活史》一书中对南宋时期的中国社会作过这样的评价，“13世纪的中国在近代化方面进展显著，比如其独特的货币经济、纸币、流通证券，其高度发达的茶盐企业。……在社会生活、艺术、娱乐、制度、工艺技术诸领域，中国无疑是当时最先进的国家，它具有一切理由把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仅仅看作蛮夷之邦。”
公元1275年威尼斯商人之子马可•波罗随同父亲和叔父万里迢迢到达中国，觐见了元世祖忽必烈。马可•波罗在中国生活了许多年，1295年回国后，把他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写成了《东方见闻录》（又译《马可•波罗游记》），详细记录了中国元朝的财富、人口、社会生活、政治、物产等情况。此书的出版在当时的欧洲掀起了一股持久的“中国风”，中国被当时的欧洲人视为世界上“惟一的文明国家”。需要指出的是，这个“文明国家”不是蒙古人建设的，而是蒙宋战争废墟后的南宋、金、西夏等元朝行省。东方的繁荣与富庶，直接推动欧洲大航海时代的来临；指南针和宋代的造船技术的引进，使得大航海具备技术上的可能。
马可•波罗的见闻对欧洲大陆的震憾并不下于蒙古铁骑。西方研究马可•波罗的学者莫里斯•科利思(maurice collis)认为马可•波罗的《游记》“不是一部单纯的游记，而是启蒙式作品，对于闭塞的欧洲人来说，无异是振聋发聩，为欧洲人展示了全新的知识领域和视野，这本书的意义在于它导致了欧洲人文科学的广泛复兴”。拉赫认为，“现实主义，或者说文艺复兴时期画家追求真实地描绘自然，无疑是受到东方的影响，受到引入欧洲的东方的奇异的新植物、动物和其它物品的刺激”。也就是说，在世界美术史中被推崇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现实主义，直接受到中国宋代写实绘画因素的影响。
随着人员交流的扩大（这是蒙古人统治的功劳），代表东方文化的核心和最高成果：儒学及儒学的最新成果理学被引入欧洲，掀起了欧洲崇拜中国的思潮。思想启蒙的先驱和大师，如笛卡尔、莱布尼茨、狄德罗、伏尔泰都是东方文化的崇拜者。 在这时期的欧洲，中国的一切都被美化了，甚至中国的君主政体也被欧洲人视为“最佳政体”，中国的道德观也被视为世界上最完备的道德规范，中国哲学被视为世界上最富理性的哲学。狄德罗曾经高度评价过中国儒家经典《五经》、《四书》。他说：《五经》是一部最神圣、最权威、最可信且备受尊崇的文采横溢的巨著，而《四书》则是评论《五经》并使《五经》更加完美的最重要的文集。他称颂孔子是“极其重视中国早期历史统治者的哲学”的圣哲：孔子建立的哲学是理性宗教，不谈奇迹和启示，纯粹是伦理学和政治学的，是中国人长期信奉的主流派哲学―――实用哲学。他还称赞《论语》中的35条“道德警句”体现的道德观要比“他的超验哲学和经验哲学高明得多”。
伏尔泰则极力推崇中国的传统哲学。他曾说：“世界的历史始于中国”，当中华文明已然昌盛、发达之时，欧洲人“还只是一群在阿登森林中流浪的野人呢”。伏尔泰认为，中国人讲的“理”或“天”，既是“万物的本源”，也是中国“立国的古老”和文明的原因。尤其受到伏尔泰推崇的是中国哲学中的一切都是超自然的，没有任何“神奇的意味”，“中国人的历史从一开始起就写得合乎理性”。莱布尼茨非常崇拜中国儒家的自然神论。他认为，中国“有着令人赞叹的道德，还有自然神论的哲学学说……这种极富权威的哲学体系创立于3000年以前，远在希腊人的哲学很久很久以前”。
可以这样说，东方的智慧在某种意义上诱发了欧洲的智力革命。这为以后的欧洲工业革命，埋下了智慧的种子。因此，东方文明，特别是宋代文明，如果不是西方技术革命和商业革命的推动因素，至少是西方革命性发展的诱发因素。对这一现代主流文明的任何贡献，实质上就是对人类文明的贡献。这是宋代受到西方文化尊重的重要原因。
宋代皇帝
成为宋代的皇帝，命中注定是不幸的。贯穿帝国的这一悲剧并不是帝国自身导演的，但帝国的命运始终被这一悲剧左右。唐末的动乱造成帝国边界的不确定，而这种不确定又使传统的边界与边境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后晋皇帝石敬瑭割让幽云十六州，是中原王国恶梦的开始。
中国的地理西高东低，长江、黄河出海口所覆盖的地区，现被称为黄淮海平原。五代和北宋的首都汴京就在这一望无际的大平原的黄河岸边。失去幽云十六州，汴京就失去屏障。辽国的轻骑兵可以两天之内迅速奔袭到汴京城下。由于没有养马基地，宋朝军队基本以步兵为主，无法进行长程奔袭和机动作战。北宋的装备水平，使得宋朝军队的部署只能是从防御角度层层展开：即边境上只能部署大量步兵守卫宋辽及以后宋夏漫长的边界（秦汉时期与匈奴及突厥对峙时是不存在明确边界的），否则，一旦有敌情发生，无法即时投入战斗；在汴京周边部署重兵构筑梯次防御，以防辽国骑兵突破边境长驱直入，直捣京师。
历史两次证明，汴京战略地理是多么的不合适，辽国和金国实施了同样的战术，突然包围汴京，结果，后晋的皇帝及皇室，北宋的皇帝及皇室都遭遇同样的命运：被俘。既然这样，为什么五代和北宋仍然选定汴京作为首都呢？这实际上是个两难的选择。根据中科院对中国古代气候研究表明，从公元950-公元1200年，地球进入了一个寒冷周期，中国的西部和北部进入长期干旱时期，农业萎缩，民生凋敝。加上长期战争的破坏，原有的宫殿和城市建筑基本完全毁坏。当时关中内外，农事荒废，给养皆出江淮。运河枯绝，长期弃用，漕运不通，京师日用无法保障。汴京有汴渠之便，直通江淮，江南丝、米，可保京师官民及军队消费。
为此，北宋开国初期，太祖、太宗及群臣曾有一番争执。“帝（宋太祖）生于洛阳，乐其土风，尝有迁都之意。始议西幸，起居郎李符陈八难，帝不从。既毕祀事，尚欲留居之，群臣莫敢谏。铁骑左右厢都指挥使李怀忠乘间言曰：‘东京有汴渠之漕，岁致江、淮米数百万斛，都下兵数十万人咸仰给焉。陛下居此，将安取之？且府库重兵，皆在大梁，根本安固已久，不可动摇。’帝亦弗从。晋王又从容言迁都非便，帝曰：‘迁河南未已，久当迁长安。’王叩头切谏，帝曰：‘吾将西迁者，非它，欲据山河之险而去冗兵，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也。’王又言‘在德不在险’，帝不答。王出，帝顾左右曰：‘晋王之言固善，然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续资治通鉴》太祖本纪）。
太宗的“在德不在险”对于内政，固然是至理名言，但用于外交，则过于迂腐。按照当时的技术水平和水源供应，洛阳和西安是无法承载一个百万人的大都市；但唐宋时期，特别是宋代，都市已不完全是政治中心，同时它还是商业中心等，必须承载大量人口。如果要定都汴京，则必须收回幽云十六州，以此作为京师的屏藩。收复幽云十六州就成了卡在北宋诸帝咽喉中一根鱼刺，吞不下，吐不出。 除了太祖是一介武夫之外，宋代皇帝都有很高的文化素养，精通儒家经典，知道自己的使命，也知道自己的处境。这些皇帝的一生基本上是在现实与理想中煎熬。
现代人们都认为宋代是权力高度集中的朝代，这里有个概念性的误区，中央集权和个人独裁是不同的两个概念。宋代的国家权力是高度集中，但这种集中并不是集中在皇帝手中，而是集中在以皇帝为首的朝廷之上。宋代很多问题久议不决，就是因为朝臣的牵制使皇帝难以乾纲独断。中国历史的独裁制度主要发生在明代、清代和本朝的太祖时期。明太祖收回相权，最终导致太监成了国家的决策者；康熙设立上书房，雍正设立军机处，不管目的如何，最后的结果都是成立自己决策的小圈子，削弱了大臣和朝廷官员的作用。本朝太祖搞的中央文革小组和几位小姐组成的内务组倒有点类似于清朝的军机处和上书房。因此，宋代中央集权提高并不等于皇权的提高。
历史使命的压力和现实政治的艰辛，使宋代特别是南宋皇帝出现厌恶政治的心理，他们或者象宋理宗和度宗，逃避现实，纵情享乐；或者象宋高宗、孝宗、光宗那样，提前退休，做个不管事的太上皇。有宋一朝，出了四个太上皇（徽宗可能是引咎辞职），这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是唯一的。特别是宋高宗，1162年退位，1187年去世，做了26年的太上皇，活了81岁。需要说明的是，1162年，宋军刚刚打了胜战，国防形势是自南宋建国以来的最好时期；南宋内部的管理也逐渐走入正轨，他这个时候交班，显然不是来自内部压力，只能是他个人的意愿。
孝宗即位之初，励精图治，力主北伐。但符离集大败之后，接受高宗的劝告，直到高宗去世，不言北伐。高宗的离世，主和派失去了政治靠山，孝宗这个时候想主和，也没有太上皇这个最权威的借口。南宋朝廷似乎应该北代中原了，然而这个时候，金国的执政者是号称“小尧舜”的金世宗，金国的国势和孝宗时代的南宋一样，达到顶峰。鉴于金国的军事力量一直拥有较大的优势，北代毫无胜算，况且一旦主动挑衅，最终败北，代价无法估量（晚清政府在这方面给后世的教训很多，无须在此多谈）。1189年，眼看中原收复无望，祖宗基业不能恢复，万念俱灰之下，南宋最有为的皇帝孝宗借口为高宗守孝，把皇位传给了太子，自己也做了太上皇。
光宗没有孝宗的能力，但深知帝位的沉重，它承载了儒家的理想和中原祖籍国民的期望。圣明如父皇都不能做到的事，光宗知道自己也无法完成。亿万臣民的殷殷期待，让这位皇帝难以心安。无奈之下，也只有退位。光宗的退位很有戏剧性。史载，光宗惧内，常常不按祖制去问候太上皇，大臣们不乐意，先是谏言，后是威胁，最后是劝退。事实恐怕没有这么简单，这位光宗皇帝，应该是一个很有个性的皇帝，可以说，是一个头脑清醒的帝王。他实在不想做这个有苦难言的皇帝，为此他不满意他的父亲，他撂下的挑子让他难堪，但作为太子，他又无法回避对于祖宗和臣民的责任。他或许并不厌恶父皇，而是痛恨父皇巧妙地逃避责任。他对父亲确实有怨气，这在以孝道治天下的宋代，似乎令人难以理解，更难以接受。最后的结果，是光宗退位。从某种角度看，毋宁说大臣迫光宗退位，倒不如说光宗设计了一个圈套，让自己“名正言顺”地撂了挑子。
南宋开始的三个皇帝都先后做了太上皇，这在几千年的专制史上，实在是空前绝后。后世对这一中国历史唯一的现象，似乎表现得过于麻木，没有透过这些“怪异”现象，窥视出隐藏于帝王内心的良知和痛苦。后世对宋代帝王表达的只是憎恨和蔑视，却无视表面风光无限的帝王，私底下却有许多身不由己的尴尬。祖宗基业成就了有宋一代所有帝王的悲剧，也使这些帝王成为历史的悲剧人物。年仅九岁的少帝蹈海殉国，则将这个悲剧推向高潮。
宋高宗与岳飞
在宋以后的历史中，高宗赵构基本上是一个被完全否定的人物。关于高宗的罪过大致可以概括为：诛杀岳飞，屈膝称臣，偏安苟且。以现代的眼光看，屈杀岳飞是高宗不可饶恕的错误，即便两人在主战和主和上有严重分歧，甚至矛盾激烈，也不应轻启杀机，何况国家正处强敌入侵之际，国有良将，此社稷之福，“昔楚杀得臣而文公喜”。政见不合，高宗本可罢免岳飞，实在没有必要枉杀大臣。飞本军人。以军功见重，递次选拔，圣眷日隆，声名渐渐盖过张浚、刘光世、韩世忠、张俊等将领。岳飞性格严峻，语言切直，位列其下者，多为敬服，位列其上者，多存嫌隙。且好煌言大语（或问：“天下何时太平？”“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 张俊尝问用兵之术，飞曰：“仁、信、智、勇、严、阙一不可。” 每调军食，必蹙额曰：“东南民力竭矣！”好贤礼士，雅歌投壶，恂恂如儒生。每辞官，必曰：“将士效力，飞何功之有！”注摘自《宋史》岳飞列传），为同僚所忌。名播天下之时，常怀意气。偶有小愤，则请归。“初，飞请解官，未报，乃以本军事务官张宪摄军事。张浚见飞，具道上之眷遇，且责其不俟报弃军而庐墓。飞具表待罪，帝慰遣之。将行，帝谓飞曰：“卿前日奏陈轻率，朕实不怒卿；若怒卿，则必有行遣，太祖所谓‘犯吾法者，惟有剑耳’。所以复令卿典军，任卿以恢复之事者，可以知朕无怒卿之意也。”（《续资治通鉴》高宗卷）
从建炎年间到绍兴11年，正史记载的高宗同岳飞君臣关系，似乎看不出岳飞此后会有横祸。“飞数见帝，论恢复之略。又手疏言：“金人所以立刘豫于河南，盖欲荼毒中原，以中国攻中国，粘罕因得休兵观衅。臣欲陛下假臣月日，便则提兵趋京、洛，据河阳、陕府、潼关，以号召五路叛将。叛将既还，遣王师前进，彼必弃汴而走河北，京畿、陕右可以尽复。然后分兵浚、滑，经略两河，如此则刘豫成擒，金人可灭，社稷长久之计，实在此举。’帝答曰：‘有臣如此，顾复何忧，进止之机，朕不中制。’又召至寝阁命之曰：‘中兴之事，一以委卿’。”帝手书“精忠岳飞”字，制旗以赐之。“以王德、郦琼兵隶飞，诏谕德等曰：‘听飞号令，如朕亲行。’” “绍兴11岁，飞方苦寒嗽，力疾而行。又恐帝急于退敌，乃奏：‘臣如捣虚，势必得利，若以为敌方在近，未暇远图，欲乞亲至蕲、黄，以议攻却。’帝得奏大喜，赐札曰：‘卿苦寒疾，乃为朕行，国尔忘身，谁如卿者？’”（《宋史》岳飞列传）
以高宗的秉性，断然不会对岳飞痛下杀手，但毕竟岳飞冤死于狱中。有论者认为，高宗之所以杀岳飞，是因为担心岳飞直捣黄龙府，迎回二圣，最终高宗可能会帝位不保。宋徽宗死于1135年，朱仙镇大捷是1140年，而岳飞被害于1141年，因此高宗担心徽宗回来夺其大位之说并不成立。钦宗是亡国之君，高宗是中兴之主，徽钦时代的老臣故旧基本上都不在中枢要职上，文臣武将皆其腹心，即使高宗演一场禅让之戏，钦宗也不敢接这场戏。
岳飞是政治与外交斗争的牺牲品，南宋名将并不比其它动乱时代少，但真正令金人忌惮的人不多。在南宋诸多名将中，岳飞长于绝地反击，反守为攻，短促突击，令长于进攻的金兵一时无法适应。而其他将领则长于防御，依据地形地理，以静制动。因此，对金兵能够直接构成战略威胁的主要是岳飞及其统帅下军队。“金都元帅宗弼遗桧书曰：汝朝夕以和请，而岳飞方为河北图，必杀飞，始可和。”（《续资治通鉴》高宗卷）
一般而言，政治是现实的，也是不道德的。最终决定政治走向的，是参与政治游戏的各方实力消长和相互妥协。对于国际政治而言，谈判是政治较量的主要场所，重要性并不亚于军事及经济手段。谈判的目的很简单：获得战场上不能轻易得到的东西。克劳塞维茨说过，战争服务于政治目的，是政治的一种延伸，但战争不能脱离政治，更不能凌驾于政治之上。抗战时期，彭帅发动“百团大战”，事后受到长期批判，原因在于从政治角度看，对我党政治政治利益不利（尽管对国家民族有利）。高宗和岳飞的根本分歧就是主和和主战的斗争。主战派要收复河山，解救中原百姓于水火，其志可嘉，其情可悯。主和派认为国事多艰，长期陷入战争，不仅中原收复无望，民生凋敝，民怨沸腾，长此以往，恐怕现有的地盘都保不住。不如先建设，再图恢复。其理甚当，其情甚切。
北宋政权的突然崩溃，造成全国大片地区权力真空，东南地区几乎处于无政府状态，金兵凭借骑兵机动优势，经常长驱直入，纵兵窃掠。一时游民四起，匪患流行。杨幺、钟相聚众闹事，沿江伪政权林立。江南本是国家财赋重要来源之地，离军事前线不足五百里路程，金兵朝发夕至。宋金对峙时期，金兵有意纵兵抢劫，江南及赣闽北部频繁遭受金兵蹂躏，如果任此下去，久而久之，江南赣闽民穷财尽，国家用什么来支撑旷日持久的战争？如果不迅速恢复秩序，恢复生产和民众的正常生活，一旦流民为寇，烽烟四起，不要说中原恢复，连江南半壁都保不住。当年淮海一战，蒋氏血本无归，只得通电下野，让李宗仁停战求和，也是企图划江而治，再图发展，终被本朝太祖识破，“宜将乘勇追穷寇，不可怙名学霸王”。况且“二圣蒙尘，举族为质。”进退维谷，举止受制。 “朕以两宫万里，一别九年，凯迎銮辂之还，期遂庭闱之奉。故暴虎冯河之怒，敌虽逞于凶残；而投鼠忌器之嫌，朕宁甘于屈辱；是以卑辞遣使，屈己通和。仰怀故国之庙祧，至于？涕；俯见中原之父老，宁不汗颜！”（《续资治通鉴》高宗卷）
金人立刘豫、张邦昌等人的伪政权，对控制江淮陕鄂等地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如果从被俘的北宋皇室中选择一个傀儡，在淮海等地另立伪政权，或者待高宗去世后，选送一个经过洗脑效忠金人的北宋皇室南归继承大统，都有可能对南宋朝廷产生致命影响。高宗唯一的儿子去世后，金朝就拟送钦宗之子回南任太子。那么多人质在敌人手上，放在今日，即便是平民，也会是天下瞩目之事。以美国的强大，遭遇伊朗的人质危机，最后还是拿钱私了。在讲究孝道的宋代，父母兄弟，亲朋故旧，在异邦为奴，作为高宗，情何以堪！绍兴11年，高宗派何俦、曹勋入使金国，临行之前，何铸入辞，帝谕铸委典致词，事在必济。又召勋至内殿，谕之曰：“朕北望庭帏，逾十五年，几于无泪可挥。所以频遣使指，又屈己奉币者，皆以此也。窃计天亦默相之。”言已，泪下，左右皆掩泣。帝曰：“汝见金主，以朕意与之言曰：‘惟亲若族，久赖安存，朕知之矣。然阅岁滋久，为人之子，深不自安。且慈亲之在上国，一寻常老人耳，在本国则所系甚重。’往用此意，以天性至诚悦之，彼亦当感动也。”（《续资治通鉴》高宗卷）如果我们设身处地想一想，高宗屈己求和，于情于理，实有可然之处。
如果排除感情因素，理性对待主战与主和的优劣，至少可以认为，主战过于冒险，主和不失为是安全之策。或许有人说，当年岳飞取得朱仙镇大捷，本可以挥师而上，直捣黄龙。这完全是一厢情愿的臆测，首先，朱仙镇的战果被不适当的夸大，金兵主力没有被击溃，仍然保持正常的战斗力，飞部损失也不小，其属下第一骁将杨再兴战死小商桥（此战损失飞部三员将领）。其它战线的宋军与金军绞缠在一起，互有胜负。如果任岳飞孤军突进，极有可能被金军包抄分割，聚歼于野的危险。宋无成军的骑兵集团，一旦飞部陷入重围，宋军无法即时驰援，而其它各部金军骑兵倒可以迅速脱离战场，转而围攻飞部。况且，朱仙镇以北，便是一望无际的平原，是金兵野战机动，寻机歼敌的有利战场。从军事角度看，南宋朝廷连发十二道“金牌”，催促飞部班师，符合军事逻辑。宋军防御体系基本形成，局部战术性的胜利，也使金国朝廷认识到，消灭南宋至少在当时无法完成，缔结和约是现实的选择，况且兀术兵败，削弱了以其为首的主战派在朝廷决策上的影响力。
朱仙镇战役的胜利促进了宋金和谈。后人一直批评，高宗胜利之后反而求和，完全是不顾廉耻，投降卖国的可耻行为。事实上，如果没有朱仙镇的胜利，没有其它战线的相持，金国怎么可能会坐下来和南宋谈判（后来的清政府就曾拒绝南明的谈判要求）？战场上如果一直在失败，欲求和必然而不得，1947年的民国政府不就是现成的例子吗？金太宗也是一位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不仅有志于中原，还有志于天下。从以后的历史史实看，从1127年始，一直到1200年前后，基本上一直是金国占据了战略主动权和战略优势。因此，在1142年，宋金终于签下和约，虽然是不平等的，屈辱的，但应该是现实政治的结果。可能不是最好的，但应当是可接受的。宋高宗不惜以自己的名节，个人的屈辱，家族的荣誉，换来半壁江山，如果在西方，这是正常的，甚至是被称赞的。但在中国，他却成了民族的罪人。
岳飞的被杀无论如何是高宗的罪过，以“莫须有”的罪名诛杀大臣，既不符合宋朝祖制，也不符合大宋的法律。岳飞的死必有隐情。作为南宋的最著名的主战派人物，在对金国作战屡有战绩，是金国军队最令人头痛的南宋将领，女真人必欲除之而后快。从皇太极借刀杀人，除掉劲敌袁崇焕，我们似乎可以认为，南宋诛杀岳飞极可能是宋金结盟的条件之一。这个要求过于不道德，出于羞耻，宋金双方都可能没有记录（南宋是不可能保存这样的东西，或者金国的记录因战乱丢失。联想袁崇焕，如果不是乾隆翻出这一段借刀杀人的故事，汉奸袁崇焕是永远翻不了案的），双方只是心照不宣。当韩世忠责问秦桧时，作为主要谈判者，只能语焉不详地搪塞“莫须有”，问题是，“莫须有”何以谢天下？这个道德与罪孽的黑锅只能由秦桧及高宗背下去。
无疑，岳飞是南宋政治与外交的牺牲品，这种推测似乎可以从后期的政治演变中看出一些轨迹。1162年，高宗退位，孝宗即位，上任不到几个月，即恢复岳飞名誉。如果没有得到高宗的首肯，以孝宗的孝心（和当时的政治实力）是不可能作出这种让高宗难堪的决定。诛杀岳飞是政治斗争的结果，给岳飞平反，也是政治形势的需要。经过20年的经济建设，国家的财力得到很大的恢复，军事力量也在增长，加上海陵王南征的失败，金国皇帝易位。南宋朝廷认为北伐的时机已到。高宗决定退位，让一心北伐，收复祖宗基业的孝宗主持北伐大局。给岳飞平反就是在国内营造北伐的政治气氛。当然，朝廷必须有一个替罪羊，所以秦桧只能遗臭万年，但议和之策，高宗并没有委过于他人，秦桧死后，绍兴26年，他曾专门颁诏强调“讲和之策，断自朕志，秦桧但能赞朕而已，岂以其存亡而渝定议耶？”（《宋史》高宗本记）。
高宗能够在生前，给予岳飞平反，作为一个政治家，他还是有相当程度的政治胸襟。同样，在与金国的政治斗争中，他也表现出相当高明的政治手腕。为了彻底地根除金朝利用北宋皇族制造分裂和建立傀儡政权，高宗自己导演了一场戏。“元懿太子薨，高宗未有后，而昭慈圣献皇后亦自江西还行在，后尝感异梦，密为高宗言之，高宗大寤。会右仆射范宗尹亦造膝以请，高宗曰：‘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子孙不得享之，遭时多艰，零落可悯。朕若不法仁宗，为天下计，何以慰在天之灵！’于是诏选太祖之后。” 圣献皇后所谓的异梦是指宋初一个说不清的疑案，大抵是“斧声烛影”，太宗逞太祖病重之际，杀了太祖，篡了大位。于是太祖浑身是血，托梦于圣献皇后等等。这本是皇家一桩丑闻，至今真假仍然争论不休，高宗作为太宗的直系后代，为尊者讳，本不应示丑于中外。但抬出太祖，是政治上的一步妙棋。太祖在宋代的地位，无人可以比肩，况“斧声烛影”之说，民间早有传闻，立太祖之后，极易获得民间的理解、认同，也容易获得大臣的支持，加上有“异梦”的因素，即便有几个太宗系的心腹和死党，也不好再说什么。
高宗这一招，使得身陷金国的数百个皇族失去了作为人质要挟南宋的政治价值，也断绝了金人利用这些人质谋取更大利益的图谋。连在《宋论》痛批宋高宗的王夫之，也称赞不已。“高宗决策选太祖后立以为嗣，道之公也，义之正也，保固宗祧之大计也。高宗之于孝宗，未有毛裹之恩也。乃年方盛，而育之宫中；天下粗定，而亟建为冢嗣；精力未衰，而遽授以内禅。迨其退养德寿，岁时欢宴，如周密所记者，和气翔洽，溢于色笑，？然无累，忘其固有天下之荣，得不谓高人一等乎？”
纵观高宗一生，养于深宫，质于北虏，泥马过江，越海避险，创业艰难，并不亚于列朝开国君王。“高宗恭俭仁厚，以之继体守文则有余，以之拨乱反正则非其才也。况时危势逼，兵弱财匮，而事之难处又有甚于数君者乎？君子于此，盖亦有悯高宗之心，而重伤其所遭之不幸也。”（王夫之《宋论》）除岳飞外，高宗也非刻薄寡恩之主，对其他将帅圣眷甚隆，“世忠得疾，帝饬太医驰视，问访之使，相属于道。”（《续资治通鉴》高宗卷）
岳飞是个悲剧人物，但最终成为民族英雄。高宗是个悲剧人物，他生前受尽屈辱，死后还要遭遇千古骂名。他创造的一切来之不易，换了他人，也未必做得比他更好。后世及近世之人每每不屑于他，在于坐井观天，不知世界局势在盛唐时期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游牧民族纷纷进入文明社会，彻底改变整个欧亚大陆的政治结构与政治格局。始于唐末的全球地理寒冷周期（公元950-1200年），迫使北方民族不断向温暖湿润的地带迁移，这是自然的演变过程，也是人类社会的革新过程。这个过程包含了各民族的血泪和辛酸。在今天已经各族共和的时代，我们为什么不能对这些先辈更宽容一点，更体谅一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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