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看梅毅写的《帝国如风－元朝的另类历史》，书中多处引用文天祥的诗句，那些大义凛然的诗句看得不太懂，感觉离自己也远，不过发现了其中有一组诗《六歌》，写得情真意切，琅琅上口，挺值得一读。

一歌
有妻有妻出糟糠，自少结发不下堂。
乱离中道逢虎狼，凤飞翩翩失其凰。

Leon：这篇《双驴记》可以说是我看过与动物有关的最惊奇，最震撼的一篇故事了。小说中的“黑七”简直就是披着一个披着驴皮的“人”，充满仇恨、智慧和狡捷，与另外一个活生生的人进行交战。都说狗咬人不奇怪，人咬狗才奇怪，结果一人一驴两个你来我往，互相撕咬、斗法，双方互有胜负，看起来真叫一个刺激呀。最终驴失败阵亡了，但是它的坚韧和骨气却深深的刻在了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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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若干年后，马杰才告诉我，他终于真正了解了驴这种畜生。他是在大学里学到这些知识的。他读的是农学院。这让我很不理解。我和马杰同是1977年参加高考，而且在同一考点的同一考场。但后来，我去师范大学数学系报到时才听说，他竟然考去了农学院的牧医系。说牧医好听一些，其实就是兽医。那时电话还不普及，农学院又在市郊，交通很闭塞，所以直到上大三时我才给他写了一封信。我在信中对他选择这种专业表示不解。那时还是计划经济，大学里包分配，这个说法今天的大学生未必能懂，也就是毕业后学校负责分配工作，因此一旦学了什么专业也就如同嫁人，注定一辈子要从事这种工作。我在信中对他说，农学院，又是牧医系，将来的去向可想而知，大城市里的骨科医院或妇产科医院自然不能为牲畜治病，难道你去农村插队几年，在那种地方还没有呆够吗?我又在信上说，你对哺乳类动物感兴趣不一定非要学兽医，人也是哺乳动物，你完全可以去读医学院。当时我想，我在信中的言辞可能过激了一些，而且事已至今，再说这些话也没什么意义，当然，马杰也未必会以为然。马杰一向是个很自信的人，无论什么事都有自己的主见。几天以后的一个上午，我刚下课，系办公室的老师来叫我，说有我的电话。我立刻猜到了，应该是马杰，别人找我不会把电话打到系里去。果然是他。他的情绪听上去很好，说话还是那样不紧不慢。我在心里想象着，他这时大概正穿着一件肮脏的白大褂或扎着一条黑皮围裙，刚摆弄完一只什么动物。我似乎已经闻到，从电话的那一端传来一股腥臊气味。果然，他告诉我，他是在解剖教室打来的电话，他们刚刚解剖了一头驴。你能想到吗，这是一头成年雄性亚洲驴，而且还是活体。他并没有提那封信的事，听上去似乎颇为得意。他说，看来我过去真没猜错，驴确实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动物，从解剖学的意义讲，它还是马的一个亚种呢。他说话的口气已明显跟过去不大一样，似乎有了些学院派的味道。接着，他又说，马的学名叫Equus csballus，而驴的学名则叫Equs asnus，由此可见，它们应该同属哺乳纲，但后者却是马科马属，驴亚属。马杰这样说着，似乎在电话里笑了一下，当然，如果在野生环境里，驴这个亚属应该更适于生存，因为它们的耐力和生命力都要优于马，比如寿命，马是三十年，驴却可以四十年甚至更长。而且，他又意味深长地说，它们的智商也的确很高，比你想象的还要高。 

我忽然有些伤感。我终于明白了，马杰对过去的事还一直耿耿于怀。 

Leon：转发一篇给我深刻启示的文章，易中天先生的《我的历史观》。我们为什么要读历史呢？因为历史可以使人明智。所有的现实不过是历史的重复罢了，所以学习历史，从历史中总结经验教训，能避免我们犯同样的错误，少走一些弯路，从而使我们自己，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文明能更好地发展。我个人是非常赞同易中天先生研究历史的角度的，他主张在历史人物所处的大环境和小环境来研究他们的思想和行为，而不是以我们现在的道德尺度和行为标准，只有这样设身处地、推己及人的去研究和考证，我们才能摘掉有色眼镜，以客观公正的态度来看待历史人物，才能真正的吸取他们的经验和教训，促进自身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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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有一家媒体问我：你常说，历史也是可以酿酒的，这代表你的历史观吗？我回答说，不能代表。这样一句话，怎么可能就代表了历史观呢？但这话没错，历史确实可以酿酒。《三国演义》就是历史酿的酒。不过也有酿成醋的。而且，酿成醋的还不少，能把人的牙都酸掉。酒也有好几种。有甜酒，有苦酒，还有药酒，也有只做药不酿酒的。总之，历史就是让人说的东西。说的过程就是发酵的过程。至于酿成什么，一看目的，二看手艺，三看运气。

Leon:国内的家长总喜欢在孩子小的时候把他们当作温室里的花朵一样养着，很少有让他们接触社会的机会，可殊不知等到他们长大了，需要出去工作赚钱的时侯，孩子们会突然发现自己很难适应外面的世界。如何解决这一问题？邓小平同志说过一句话：“足球要从娃娃抓起。”看了这篇文章，我们同样也能得出同样的结论－“赚钱要从娃娃抓起！”很钦佩犹太人有这样的远见卓识，我今后有了孩子也要这么教育他。

1992年，当我辗转回到以色列的时候，13岁的老大、12岁的老二和10岁的小女儿都还暂时留在中国。选择在那时回到以色列，完全是穷途末路：我的父亲是犹太人，二战时逃亡到上海，并在那里生下了我。母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抛弃了我们，12岁那年父亲去世，我就成了孤儿。长大后，我在上海铜厂当体力女工。结婚生下3个孩子后，丈夫离我们而去。留在上海，满眼都是痛苦的回忆。正好那时中以正式建交，怀着一种逃避的心情，我成为了第一批回到以色列的犹太后裔。

初到以色列的日子，比想象中要困难许多。我不懂得那里的语言(父亲教的古希伯莱语早已不在以色列使用)，不懂得移民优惠政策(新移民可以有一笔安家费)，在特拉维夫的大街上，我压根不知道怎样才能生存下去。

leon:由于我工作所涉及的行业（以前是连琐超市和现在是连锁影院）的关系，我对满足普通老百姓消费需求的盈利模式一直很留意。近日在《南方周末》上看到这样一篇文章《中国版“穷人的银行”》，文中报道浙江台州商业银行开始对于个体户等普通老百姓开展甚至不需担保的小额贷款业务。我对中国的银行业出现这样的变化感到十分高兴。这意味着国内的银行业已经从以往的注重大客户服务向注重小客户服务方向进行调整。对于银行这种行业来讲，本应该以最大限度为普通民众提供质优价廉的服务为己任的，可是我们在国内银行的身上往往看到的不是这个样子：从前些年的商业银行欲向小额储户收取管理费到6月银联出台的欲向跨行查询的客户每次收取3角的手续费来看，我国的银行经营思路越来越向满足高段客户需求以及挤压中小客户需求这种短视化方向发展。这种短视行为的又直接动摇了国内商业银行赖以生存的根基－普通民众的支持。众所周知，国内银行的利润来源非常单一，是通过存贷款利率的差异来实现的，而银行的放贷资金又来源于普通民众的存款，这意味着，一旦普通民众对国内银行失去了信任而大规模提取资金的话，国内银行将会面临无款可贷的窘境，进而没有利润可言，这样生存就岌岌可危了。12月11日外资银行将在中国开展人民币业务，我相信那时候会有很多人把款存入口碑佳、服务好的外资银行中（我当然也会的）。面临即将到来的外资银行的威胁以及大量的国内普通民众的用脚投票，不知道国内银行是否有所准备？

对于中国这种人口众多，而人均收入水平不高的国家来说，研究和挖掘普通老百姓的消费需求应该是各行各业所关注的重点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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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4年，孟加拉经济学家尤纳斯难以忍受当地的普遍贫穷，以个人身份开始为从事生产的贫困人群提供借款，他的努力催生了全球首个“穷人的银行”———乡村银行。

九死一生、历尽千辛，一位探险家从杳无人迹的深山里发掘出一批稀世珍宝，他又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它们带了回来。

为了保险起见，他在保险公司投了巨额保单，保险公司把这些珍宝存放在金库中一个特制的保险柜里。

据说这是全国最隐秘的一个金库，即使动用一个加强连，也无法接近保险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