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中国企业家》:万达的加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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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中国最大的商业不动产帝国的搭建密码是什么？它扩张的边界与风险在哪里？
这一次，王健林距离成为中国新首富和最大慈善家的梦想真的越来越接近了。
作为中国最大的不动产商，大连万达集团旗下的万达商业地产的A股上市已经进入倒计时：8月10日，万达集团完成了第二轮私募，与年初的第一轮私募合计，共募集资金超过40亿元人民币，无论是资金规模，还是认购价格(第二轮价格为17元/股)，都创下了迄今为止中国民营企业内地私募之最。
毫无疑问，万达商业地产公司顺利IPO后，将成为中国房地产行业市值最大的企业(一个参考数据是，万达称集团2008年税后利润已突破200亿元)。而据说，上市后，大连万达集团持有的股权收益计划将全部用于王健林慈善基金。被称为“江湖上最后一个地产大佬”的王健林终将彻底浮出海面，一跃成为更广泛人群的商界偶像。
如果说万达在商业地产的开拓上屡次如有神助，那么其IPO之路却充满了波折。要么时运不济，2007年其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REITs)上市计划被叫停；要么赶上了市场环境变化，2008年熊市IPO大门关闭。
一年前，2008年9月，万达将运营中心从大连迁址北京CBD。长安街的阳光照进万达广场黑压压的庄严建筑，但万达仍然是一家带有谜样性质的公司。或许因为IPO不成、万达演进速度又太快，外界始终无法仔细打量万达的真身，这家公司多年来的性格基因与发展密码被掩埋在它看似并行实则交叉的多条产业路径中。
王健林算不上一个刻意低调的人，军人出身的他谈风爽朗、经常哈哈大笑，对各类问题均不回避，快速作答；他也时常现身商界各色论坛聚会——比如9月上旬即将在大连召开的夏季达沃斯，他必将是场内场外一个夺目的“地主”。但是，读者们显然对地产界的另一个“王”——王石以及他所创立的万科有更清晰鲜明的认知。
北万达，南万科——这个古老的说法存在于2000年-2002年之间。此后，两家当时少有的跨区域发展的房地产公司走上了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万科走专业住宅开发商路线，王石毫无争议地成为了地产行业的带头大哥。万达则坚定地走上了商业地产的艰难征程，在不断试错不断修正中，用19个商业地产综合项目奠定了自己在亚洲商业地产绝对领军者的地位，王健林中国商业地产教父的身份也无人能够撼动。
预计到2009年底，包括已开业、正在施工和最新扩张拿到土地的项目，万达集团持有的物业面积有可能达到1000万平方米。这是什么概念呢？全球最大的商业地产公司美国西蒙持有物业2100万平方米，第二名为1700万平方米左右，第三、第四名只有1400万平方米左右。按万达现在的发展速度，2015年，万达集团就有可能进入全球商业地产前三名。
有意思的是，万达集团历史上的三次大发展，都发生在房地产业大调整期间。1993年至1994年，全国治理整顿，当时万达以住宅开发为主，不仅在大连取得发展，而且跨区域到广东开发，后来又走向全国。2004年宏观调控，已进入商业地产领域的万达在2003年底准确判断形势，一口气拿下12个项目，奠定了商业地产的发展基础。这一次也是这样，烈火烹油的地产业从2007年9月后忽然掉头向下、甚至冰封千里，可是万达在过去一两年内尽管在减缓速度却依然狩猎频频，单以2009年来看，2009年至今新增加项目10个，下半年可再拿8至10个项目。
在商业地产领域，王健林说，他“唯二”提防的两个国内对手，是两家大央企：华润和中粮。“这两家虽然规模和能力跟万达比还有距离，但是他们是大国企，资本实力比我们强。”其他的？可能局部会有竞争者，但全国范围内，万达自称已不怕追兵了。
很大程度上，王毫不遮掩的自信来自于别家难以企及的全产业链。
如果说万科一直在做减法，万达就是一个“加”出来的商业地产帝国。万达的主业早已跳出商业地产之外，同时踏入商业、酒店、文化、零售等领域。在这些领域里，万达拥有多项全国规模第一(参见本页附图)。
不过，一直有业内同行对这种全产业链模式提出质疑。“做完整的产业链不容易，万达怎么保证有这么多的专业人才储备，是一个大问题。”某地产公司董事长说，“商业地产与实体经济的互动性很大。在经济上行时期，万达的模式是没有问题的；如果经济衰退、消费受到影响，那么对商业会有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对万达的影响也会很大。”
不难看出，万达最近几年新进入的行业都与商业地产一样，前期投资大、回收期长。在宏观调控一轮紧过一轮的市场中，万达如何一边“反向思维、逆市进取”，做出一个个需要前期投资巨大的商业项目，又一边在这些项目上开枝散叶出更多烧钱的公司？
更关键的是，以前的成功是否会进一步催化万达的野心？它扩张的边界在什么地方？它具备相应的风险控制力吗？
全产业链的养成：“逢山开路，遇水搭桥”
对于万达复杂的商业地产王国，王健林是最好的导游：在位于北京CBD的万达广场，他考察了最近的商家招租情况；然后去了万千百货，询问销售状况；晚上在万达影城看了一场《白银帝国》之后，住进了万达索菲特大饭店。
这只是一个虚拟的场景，事实是，这个王国的成形，是王健林“要什么就必须有什么，没有就自己亲自来”思维的直接体现。
“志在必得。”对于王健林性格的形容，万达高管大多数选择了这个词。“他就是认准了方向一定会走下去的人，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没有什么他觉得自己做不到的。”万千百货总经理丁遥说。
从2001年底进入商业地产行业，万达不断试错，历经了“商业地产”、“订单地产”、“城市综合体”三代产品。2006年，发展出以宁波项目为代表的“城市综合体”后，用王健林的话说，万达打通了商业和地产之间的“任督二脉”，“开了天窗”，对商业地产有了规律级别的领悟，而此前，万达不过是一个对各项目简单克隆的开发商思维。
而要针对每个项目不同的商业定位、商铺搭配、人流动向分别进行系统研究和设计，问题就来了。万达遇到的第一块巨石是“设计”。
最早，像国内大多数地产公司一样，万达有一个自己的设计部，自己只做初步方案，然后找其他设计院做深化设计。在这过程中，万达发现，很多地方的设计院根本不知道怎么设计商业中心、五星级酒店。
“中国有商业地产才有几年呢？我们也不过是刚刚搞懂商业地产是怎么回事。国内的规划院设计所根本没有理解商业地产的人。他们会做漂亮的建筑外形，看上去合理的街道，但是他们没有参与过商业运营，尤其不懂得商业地产的流向设计和功能布局。”王健林说，“如果只是做一两个商业项目，请个优秀的建筑师给把把关也还过得去，但是万达是批量化生产城市综合体的，一年可能要看100个项目，最后定10个项目，每个项目又有很多的变量，外面的设计力量没法满足我们对成本和效率的要求。”
“有我们给设计院讲明白我们的想法的时间，我们都把图纸做出来了。”规划院院长张诚建筑专业出身，在万达以“极度自信”著称。2008年12月初，他刚刚被提升为副总裁，是万达最年轻的副总裁。“但这还只是成立规划院最浅层的原因。规划院是整个商业地产产业链条的基础。一个项目的选址定位，需要规划院在前期就深入介入，否则很可能会选择一个有硬伤的项目。除了选址，还要和招商部门做全面的沟通，整个规划院要做到对整个产品线的控制。这是可以提升品牌的部门，是万达的核心竞争力所在。”
2006年6月，为了适应万达城市综合体的快速发展，在王健林的推动下，万达成立了自己的商业规划研究院。现在，规划院的编制从10人扩充到90人。无论是商业中心还是五星级酒店，从结构、机电、立面到装修，万达规划院全部能独立完成设计。这在国内地产界相当罕见，不过，国外的大型商业地产公司绝大多数都拥有自己的设计规划院。
建立自己的规划院只是个开始。几乎同时，万达成立了自己的酒店管理公司。
最早，万达在大连、成都、哈尔滨等城市建造五星级酒店，一直以项目公司代建的形式操作。随着酒店数量的不断增加，逐渐发现这样很不专业，“酒店复杂的机电设计、装饰装修、具体管理等方面都与大面积商业建筑有很大的不同。”万达酒店管理公司总经理宁奇峰回忆说，王健林认为酒店是城市综合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下定决心成立了独立的酒店管理公司。
接下来，你将看到王健林“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最成功的一幕——万达电影院线。虽然，这在王健林看来有“歪打正着”的成分。
2004年10月，时代华纳旗下子公司华纳兄弟影业与万达成立了合资院线公司。双方约定好，等国家放开文化产业后就将院线股份悉数转给华纳。但是，运气不佳的是，国家随后收紧了对文化产业的开放，华纳迟迟等不到控股的机会，院线又一直处于严重的亏损状态，索性选择撤离。
“最开始也没想着要自己经营，曾经联系过上广电等几家院线，但是他们都不能保证跟着万达在全国发展。院线是我们确定的主力店，是战略产业，我们只能选择自己做。”万达电影院线公司总经理叶宁说，“因为是个完全陌生的行业，500强华纳都经营得一塌糊涂，我们期望很低，想只要没有华纳亏的那么厉害就行了。”
完全出乎万达人的想像，自己管理院线的第二年就一下子翻了盘。万达在市场定位上做了调整(“大家来看电影就是来看电影，不是像美国人以为的那样来买玩具吃爆米花的”，叶宁说)，加上华纳离开之后节约了一半的管理费，万达电影院线在2006年全面盈利。
“2008年，万达院线纯利润超过5500万元。”王健林说。万达院线的影院数量从2005年的5家迅速扩张到2008年的38家(不含加盟影院)，总银幕数达到302块，收入达到5.7亿元。2009年上半年，万达院线收入3.8亿元，同比增长66%，利润3600万元，同比增长170%。一个更有想像力的数据是，2008年万达票房占到全国全年票房的15%。王健林预计，这个数字到2009年就可以达到20%。
这个无心插柳的好结果给了万达进军文化产业的信心。在2004年，万达就提出进入文化产业，并进一步提出要拍电影。不过，4年过后，虽然万达大连影视基地已经动工，但是王健林还暂时看不出有做投资人制片人的意思。“这点谨慎我还是有的。”王健林说。
但是王健林接下来做的事情并不比投资拍电影更让业内大跌眼镜。2007年5月，万达旗下的零售企业万千百货正式成立。事实上，零售，日后成为万达产业里最遭业界诟病的一部分。
但王健林认为这是战略需要，“对现代购物中心来说，最基本的主力店不能缺两块：一个是百货，一个是影院。百货是消费，带来人流；影院是娱乐，能够留下人流。如果这两个最重要的主力店我都能控制，能经营好，能配合我的产品设计，那万达的商业地产链条就非常完整了。”他说，原来万达提不了速，很重要的原因是在百货主力店上得不到足够支持，好的地方都争着来，差一些的地方谁也不来，所以下决心自己做。“万千百货对万达集团最大的贡献，不是销售额不是利润，而是支持了万达核心业务的快速发展。”
他补充了一句：“我也看好百货行业，零售是在经济危机时也能保持盈利的行业。”
这并不是万达第一次进入百货行业。2004年，万达撤出2003年刚刚进入的大洋百货的投资。“现在我有点后悔退出大洋百货，百货至少需要5年的培育期，坚持一下也就成了。”他说，你去看全世界前十大商业地产发展商，都或多或少自己做零售业。
万达内部有人评论，“董事长是个好胜的人，当年百货没做成多少是有点心结的。”
万千百货秉承万达雷厉风行的性格，成立5个月后就开了第一家店。现在，万千百货已经有4家店，今年年底会增加7家店，明年再有17家开业。
直到现在万千百货成立两年了，反对意见仍然存在。汉博投资公司董事长朱友军说，“万千百货很可能是万达的一个败笔，如果万千百货做不起来，反而会影响整个项目的运营。”万千百货集团总经理丁遥则辩称，“百货利润不高，但是抗周期能力强，而且有持续不断的现金流，对集团的支撑力度是很难计算的。”
王健林对万千百货的要求并不苛刻，“行业平均水平是3-4年盈利，你只要长期向好就行，5-6年能盈利就算合格。”
开路搭桥至此，一个更直接的质疑摆到了王健林面前。一个成功打造了围绕核心产品的全产业链的企业，一个做什么成什么的企业家，如何控制自己因为不断成功而膨胀的自信心？王健林和万达的边界在什么地方？
“现在就是边界。至少在三五年内，万达不会再向新的产业扩张。”王健林说。
他的解释是，“我们现在扩张的产业不是孤零零的，都是围绕商业地产的核心产业伴生的。商业广场是消费、娱乐、交流的一个综合体，想达到这些功能，超市、百货、影院、游乐中心都是必须有的业态。超市现在有成熟的合作伙伴可以选择，但是全国性连锁的百货就太少了，而且品牌比较强，很难跟上我们的发展速度。我们不能让一个业态制约我们的发展。自建院线也是同理。”
另一位万达高管说，“一个具有超过常人能力的人难免有很强的控制欲。企业越大面临的诱惑越多，风险越大。进入产业过多难免会遇到挫折，万达以前也不是没玩儿折过。关键看董事长会不会在关键时刻醒悟，不玩儿了。足球不是说退就退了吗？变电站、酒厂、电梯厂不是说关就都关了吗？我相信他有这个判断能力。”
万达的斯巴达军团及阿喀琉斯之踵
“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王健林用西汉贾谊《治安策》中的一句话来形容万达的执行力。在万达成立20年近百个项目中(包括住宅项目)，只有昆明一个项目没能按期交工，其总经理被开除了。北京万达石景山项目从破土到开业只有13个月，期间还经历奥运期间不许施工，照样一天没有拖延按计划开业。
“万达基本就是军事化管理。”这是万达从高管到基层员工的共识。在万达，男性员工必须穿深色西装打领带；女性员工必须穿职业套装，必须化淡妆，饰品不能超过三件(耳环一个算一件！)。在电梯和公共区域，不允许高声说笑。万达要求早上8：30上班，但是大多数员工7：30已经到了，因为迟到在这家公司是件很可耻的事情，“昨晚陪客户喝酒到凌晨3点”从来不构成理由。“就像士兵的天职是服从命令，对于万达的管理层和员工来说，使命就是按照要求完成任务，没有什么理由可以讲。”万达集团副总裁尹海说。
同样体量的项目公司，万达的人员配置基本是同类公司的一半。很多其他公司需要24-30个月完成的项目，万达的工期是18个月。
“每个项目开业，我们部门都要扒层皮，至少一个月要连轴转。”万通商管公司曲德君现在还用“不可能的任务”来形容西安万达广场的开业，“每天跟商家排装修施工计划，最后要求施工方一定要加班，甚至把商家关到门里不让出来，我们给他送饭，每天晚上必须要干到12点钟才能走，第二天早上必须7点钟以前开始干活。”哈尔滨项目，开业前5小时，曲德君盯着工人画好停车场外广场的停车线，换上西装，准备庆典。
在万达，一个人六七年换六七个岗位很常见。项目经理被调回总部担任某部门的总经理或者相反，总部某部门总经理被指派建立新产业部门，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从来没有谁考虑过要去申诉，更没有谁对王健林说过“我不愿意”。
“就像一个轮子在转的时候，你不跟着轮子同样的速度转，很快就会被甩到外面去。跟着这个节奏转了几圈以后，新人就融进来了。容不得你不敬业，容不得你不雷厉风行，要不然根本就没有你的空间。”曲德君说。
万达团队之所以像古希腊战无不胜一样的斯巴达军团，和王健林18年的军旅生涯有必然的联系，他自己的作风就是雷厉风行、令行禁止、讲究效率。如果不出差，王健林每天7点20就到公司了，一年工作360天，只有过年休息5天，其他时间都在工作，基本没有娱乐。在万达，高管层说话都很习惯用军事来举例子。王健林被形容为“林彪的带兵风格，再加入一点刘邓的人情味”：在大战之前，林彪会在房间里闷3天，想清楚所有部队怎样部署调动，然后把指令下达出去；彭德怀会把所有的将领叫到一起，一顿臭骂激励斗志；刘邓则会召开联欢会，鼓励所有将领。
2008年11月22日，万达集团召开总经理级别以上会议，讨论两项问题：项目公司是否应该承担寻找新项目的责任，现在哪些集团总包采购的物品可以将招标权力下放到项目公司。讨论的核心很清楚：项目公司是否应该在万达的公司运作中拥有更多的权力和承担更多的责任。
从2001年异地扩张进入长春，万达现在已经进入超过24个城市，项目公司数量超过30个。要管理如此庞大的一支队伍，王健林选择的是“中央集权制”。从项目拿地、规划设计、前期招商、成本控制、财务预算、销售计划等所有环节都由集团总体控制，项目公司只是签订目标责任状，负责建造和销售。集团与项目公司签订目标责任制，财务和成本控制人员实行轮岗制。这些制度避免了万达集团扩张过程出现弊端和漏洞，用王健林的话说，“不给犯错误的机会。”
这种管理方式的选择一方面缘自王健林性格强势、亲历亲为，更重要的，这是由商业地产项目运作特点决定。“集团总部的信息量、知识面、接触项目数量均远远高出项目层面，发展部一年要看100多个项目，项目经理盯着的最多不过三四个。”尹海说，“董事长对于总部控制的理解，最早来自于沃尔玛等连锁企业。他们是万达最早的商业启蒙者。”
但是，随着万达扩张版图的扩大，项目公司与集团之间的摩擦也越来越多。
集团负责和政府进行土地项目的谈判，签订合同，项目公司的人对谈判情况一无所知。“我前期什么都不知道，后面什么都要我负责，解决不了还觉得我能力有问题。”尹海曾经多次听到项目公司对他抱怨。集团层面对项目公司的反应也颇多怨言。“前期最困难的都解决好了让你执行，还这么多怨言。”
这些冲突促成了这场对万达管理运营方式改革的讨论。有项目公司总经理问：“我在这个城市已经3年做了3个项目了，我对这个城市的理解和人脉资源，是不是也可以贡献到项目的前期工作当中去？”在现实操作中，成都项目公司已经提前启动，主动为集团在绵阳和攀枝花寻找到两个合适的项目。
但可能有一些高管高估了此次会议的意义。王健林在总结时强调：“今天讨论，不是说万达的发展模式要做颠覆性的改革，不是从明天开始集团和发展部的功能就弱化了，只是要调动项目公司拿地的积极性。”
“场上赢球的时候不换队员。万达现在做得很顺，任何事情不做颠覆性的改造。这有心理暗示作用，不仅是一个战略需要。”1994年-2000年曾经担任大连万达足球俱乐部董事长的王健林已经多年不提足球，但最后他还是用足球打了一个比方。
《中国企业家》记者在现场聆听了王健林的教诲：“如果都让项目公司拿地，万达就离垮掉不远了。地块是不是适合做商业？做什么商业？做多大面积？哪几个主力店？步行街朝哪个地方开口？住宅要配多大面积？要不要配酒店？配哪些业态？这些判断能力，我不客气地说，万达集团除了我之外还没有第二个人能够完全具备。如果有第二个人，我早就退休了。起码可以做董事长不用兼总裁了。我想万达集团再干5-10年，练就10-20个有这种本领出来的时候，就可以组成一个审批委员会，项目报上来就投票，2/3同意就通过了。”
王健林很强大，但这可能也是万达的最大风险：公司对老板的依赖无以复加。
除了对万达总体战略的规划把握，王健林在万达的全业务链条中也几乎是个全才：他能够轻松画出商业项目总图，也能够画出酒店套件的室内平面图；他知道百货商场每个楼层的承重，也知道超市紧急供电系统需要多少柴油储备；当然，他对所有旗下产业的运营数字随口拈来，甚至知道万达北京CBD项目有多少块非标准砖。
“可能与我个人愿意学习有关系吧，我什么事都想搞清楚，希望和大家开会的时候感觉自己的指导性很强。我不想当那种甩手掌柜，就弄几个战略点。”他自己也在改变。几年前，他坚持认为，“企业家太超脱不好。”现在他意识到，“天天在公司工作的和天天在外面玩儿的董事长，哪个对企业的发展更有利，可能得长时间来看。”
王健林个人的强势是否会对万达的管理团队带来负面的作用，减耗团队的创造力？他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绝对不可能”，但是，其高管发出了相反的声音：
“董事长个人能力太强了，大家很容易有依赖心理，下面可能更多的只是去简单执行。”
“因为觉得他很强，所以有时候有些不同的观点也不敢表达，确实担心自己想的不如他周全。”
“万达很强调制度化建设，但是很多规则只是纸上有，实践过程中还是需要关键岗位有关键的人去推动。”一位已经离开万达的高管说，“万达有很多事情，没有王健林的亲自推动是做不下去的。”
万达副总裁尹海说：创业之初，老板的能力突出是正常的，但现在王健林已经在努力培养核心团队。“现在规划院、投资决策委员会、招投标决策委员会的作用都很大，重大问题都是集体决策。”当然，你也可以想见，王健林仍旧拥有一票否决权。
1993年就完成了股份制改造的万达集团，在2007年才有了执行总裁。迄今为止，王健林的身份仍旧是董事长兼总裁。万达的副总裁基本都是40-50多岁，只有最近新提升的副总裁张诚不到40岁。还很难看出王健林对自己的接班人的培养意图。“我身体这么好，再干个20年没问题吧。”王健林经常在闲聊时这么跟下属开玩笑。他希望自己到2009年可以只看项目的总图，不用再看平面图。2008年年底时，王健林对本刊说他有可能在2009年把总裁职位交出去——不过到现在，此事还没有发生。
既然不承认自己的强势反而是万达的一个隐患，那么王健林对万达担忧在何处呢？他给出的答案是：太快。
“万达必须再快一点。快是战略问题，必须要快。现在是最后的机会，可以做大市场份额，可以积累经验，可以赢得未来的市场空间和话语权。”但是，他同时也承认，速度快是万达的最大危险，如有闪失，万达这样的巨人也有可能一夜垮掉。
王健林说他对国内的竞争对手并不担心，但是美国西蒙集团、澳大利亚西部集团、新加坡嘉德置地在最近几年都已经进入中国，这是令他担忧的卧榻旁的酣睡者。“西蒙在资本市场上是2A到3A的评级，什么概念？募资成本只有1.8%-2%，他赚5%就有的赚。我们呢？我们募资成本是7%-8%，怎么跟他比？所以我们必须利用这几年保护期，干到百八十个项目，让他们怎么弄都不会超过我。”
他叹了口气，“永远这么快是不可能的，我都受不了了。”
像很多高速扩张的房地产企业一样，万达面临的最大发展瓶颈是人力。万达和全国所有著名的猎头公司建立业务联系，每年用于猎头的费用超千万元。人力资源部总经理肖广瑞几乎每天都要面试项目总经理，“现在万达在建的10多个项目，有2/3的项目总经理是刚刚进入万达经过两个星期的培训就被派出去的。”最近两年万达新加盟高管的数量超过前五年新增数量的总和，350名高管在万达不到5年的超过50%。2008年万达员工已经超过1万人。2009年上半年万达又新进员工2462人，预计全年计划新进员工7000人。
“其实没有想像的那么危险，在外派项目公司经理时，我们会注意新老搭配。”尹海说，“风险是可控的，因为有现成的制度。万达总部高度集权的管理方式，让拿地、规划等重要步骤都在集团层面解决了。每个项目流程点都有集团的控制，项目公司只是操作层面，按照现有制度、管理权限去操作就可以了。”
与“快”伴生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不够精细，这是王健林在2009年7月的年中总结会上说的：“万达广场的名气大，效益也不错，但是不够精细。一是设计不精细。二是工程施工质量不精。三是品牌商家不够。四是管理不够精细。这可能是因为我们建设速度太快，很多东西都需要整改、确定。”
上市之困
2009年7月，王健林在集团年中总结大会上宣布，公司计划在今年三季度完成股改，正式申报上市，争取明年登陆上海交易所。
为在A股上市，万达今年初成功引进建设银行(5.98,-0.07,-1.16%)旗下的建银国际作为战略投资者，完成第一轮私募，随后于7月启动了第二轮私募，有近400亿元资金踊跃认购。建银国际、华控产业基金等三家专业投资机构、三家民营公司和投资人张大中(大中电器创始人)最终入股万达商业地产。两轮私募共融资40亿，第二轮认购价格达每股17元。
不过，高调对外公布私募的万达并没有同样高调地给出上市时间表，毕竟，这家公司在上市的路上走了太久了。
万达企业文化部总经理石雪清在自己的办公桌里翻腾了很久，找出了一张名为《万达高管持股协议书》的协议书。在2008年6月，万达做了公司的第一次高层参股，按照石雪清的说法是，“董事长拿出18个亿，让高层持有万达的股权。”
现在，这张协议书在石雪清眼里还“只是一张纸”。就在这次高层参股计划完成之后，中国A股毫无争议的陷入了熊市，IPO大门关闭。万达在A股上市的计划不得不暂时搁置。随着今年万达完成和建银的私募、国内股市再度雄起以及IPO大门的重新开放，万达上市的消息又开始在坊间流传。
“我很不愿意谈上市的事情。”万达副总裁尹海说。进入万达16年的他从财务部做到投资部再到分管投资的副总裁，见证了万达在上市道路上的所有波折。
成立于1988年的万达(前身为大连西岗区住宅开发公司)在1992年就完成了自己的股份制改造，是东北地区企业的第一家，算是房地产企业的试点。到1994、1995年，证监会要求各部委在自己体系内推荐优秀企业上市，建设部就多次找到万达。但是万达放过了这次机会。“那时候我们只是单纯盖住宅，也还没跨区域发展。说穿了现金流非常充裕，图纸一出来房子就卖光了，连银行贷款都不需要。”尹海回忆说，那个时候整个管理团队认识水平比较浅，从心理上就没主动把企业往上推。
即便到1995年中国房地产市场第一次泡沫破裂，大连万达也没有感到行业的寒意。“那个时候万达已经是大连绝对的第一，市场占有率达到20%左右，再说那时候土地还都是协议转让，那次地产危机也没有对万达形成什么真正的冲击。”
到2000年，万达账上的流动资金能够在20亿元上下，万达开始了跨区域发展，并很快进入商业地产项目。
当时间进入2004年，万达持有在建的项目已经超过10个。资金的压力让万达开始认真考虑上市的事情。“其实我们可以走慢一点，自己滚动着来，但是董事长希望用速度拉开和竞争对手的距离。”尹海说。
但此时，资本女神似乎已经取消了对万达的眷顾。“当时国内股市正处于漫漫无休的大熊市，而且证监会当时比较倾向的是制造业和零售业，对房地产企业的IPO虽未明令禁止，但是基本是限制的。”尹海这样回忆2004年，万达在这一年想到了去海外上市。
2004年8月，摩根大通通过投资界的人找到了王健林，里昂证券、麦格理、摩根士丹利、瑞银和凯德置地接踵而至。为此，万达专门成立了投资部，由尹海担任总经理。尹海回忆，2005年年初，万达高管在杭州出差，麦格理追踪而至，上午刚谈完，下午摩根士丹利又到了。在谈过一轮后，万达与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和麦格理签订了框架协议，但最终屏开雀选的还是麦格理。
“因为我们想清楚了，真正适合万达的是做REITs，IPO是次一等的选择。”尹海说。REITs的形式是万达与麦格理合资成立一家基金公司，万达以物业出资，麦格理以资金出资，这样，万达就拿到了自己进一步扩张所需要的资金，又同时享有物业收租的回报；更重要的是，基金公司也可以上市，又不受增发的限制，万达可以不断地把完成的项目注入这家基金公司，这样就可以获得源源不断的资金。另外，因为基金股东的分散性，万达不必担心自己失去对项目的管理和控制权。“感觉终于找到了一劳永逸的解决资金问题的办法。”王健林在2006年接受本刊采访时说。
在商业地产发达的国家比如美国和澳大利亚，商业地产公司只负责建造和之后的商业管理，物业并不自己持有，而是卖给房地产基金(也就是后来的REITs)，这样滚动资金扩大规模。房地产基金将物业资产证券化，可以上市，投资者通过分红的方式获取物业的收益和增值。王健林一直把澳大利亚的西部集团作为万达的事业标杆，西部拥有超过2000万平方米的商业物业，通过REITs，王健林看到了赶上西部的可能。
2005年6月，麦格理—万达房地产基金(MWREF)成立。与澳大利亚麦格理银行合资在境外成立了中国基金。穆迪、标准普尔这两家世界权威评级机构，分别给了这只基金A+和A++的评级。万达将前期9个项目装入基金公司，虽然对持股比例讳莫如深，王健林对外的说法是万达是第一大股东，拿回40亿元的资金。
当时REITs仅仅存在于少数几个发达国家，香港也开始试水REITs。喜欢“第一”、“最先”、“最大”的王健林，希望做相关的第一只REITs，想再将6个项目装入基金公司就上市。
天算不如人算。2006年7月，国家外管局、商务部、发改委几部委联合发文《关于规范房地产市场外资准入和管理的意见》，严格限制境外公司收购内地物业。如果境外公司在国内购买物业，必须在境内注册公司。此前，万达和麦格理合资成立的基金公司购买万达的商业地产项目，可以将出租物业的租金扣税后直接出境；新文件出台后，税后租金还需要扣除物业折旧才能出境，由于国内计算折旧比例很大，商业地产项目的效益就大打折扣。或者境外公司也可以直接购买国内地产项目的股权，但是股权要等到公司清算才能回笼资金，境外公司又完全等不起。万达与麦格理的合作，就此停了下来。
“第一反应是特别沮丧，”尹海说，“接下来高管不断开会，分析有没有避开政策的可能性，也焦急的等待国家会不会有更松的细则出来。”万达在半年的时间内跑遍了发文的所有部委，希望还有可操作的空间，但是得到的答复都很直接：“管的就是你们这种类型。”
万达还没有就此放弃，他们和麦格理一起游说建设部，希望能够在中国成立自己的REITs。或许你还记得2006年有关REITs的讨论有多热烈，但是最终“没有下文”。2006年底，万达对REITs彻底死心了。“董事长当时很悲愤。”尹海回忆说。
“REITs是我判断失误。最想玩儿个不一样的，耽误了。要做红筹，2006年肯定挂牌了。”王健林说。
不过，虽然与麦格理的合作迄今没有结果，万达还是在与这家国际地产基金的合作中上了一堂宝贵的管理课。一直以来，万达几乎都没有请过外部的老师，唯一的例外，是麦格理给万达带来的改变。
2006年3月，万达在和麦格理讨论合作项目的时候，麦格理给了万达一打厚厚的A4纸，要求万达对每个项目回答100个问题。“所有问题都需要有数据支撑。比如这个项目的电费是多少，调查报告必须有电业局的文件，没有文件要提供周边两个项目的数据，再没有就要做访谈，访谈还要签字。”王健林说。“这100个问题把从拿地、建设到后期的运营管理所有的问题全问到了。”尹海说，“如果能做到把这些问题前期论证都考察到这么细的程度，项目风险就非常小。”在麦格理暂停了和万达的合作之后，万达还是将这100个问题中重要的问题总结到了自己的项目管理流程手册中，保证了后来“目标责任制”的落实，“这让我们的流程规范上了一个大台阶。”
2006年，中国股市进行股权分置全流通改革后，股市回暖，并进入新一轮牛市。万达又看到了A股上市的可能性。
但是，万达在这个时候又陷入了新的选择挣扎。“2006年年中的时候，万达只有12个项目，其中还有9个放在麦格理基金里面，租金状况也一般。真正做得好的宁波、上海、北京项目，当时还都在建。”尹海说，“我们就想，要不要再等等，等项目更多一点，规模更大一点。”
时间很快就到了2007年，万达通过与麦格理的持续沟通，重新签订合同。如果万达能够在国内上市，可以自己选择是否把前期进入麦格理的9个项目拿回。
这时候，万达的商业地产全产业链条已经锻造完毕，王健林希望将项目公司和酒店公司成立独立的商业地产公司分拆上市，将万达电影院线和万千百货留在集团内部。“一方面希望给投资者一个‘主业鲜明’的印象，另一方面，也不排除将来可以把文化产业和零售业单独上市，毕竟这两个产业尤其是零售业的估值要更高一些。”尹海说。但是，讨论持续了很长时间，万达商业地产公司业务确定完成于2008年5月，股市的这一轮热潮已经过了。
“万达一天不上市，就无法打消公众对其内部运作的猜测。”一位匿名业内人士这样评价。
“在国外，主要是资本的力量在做商业地产，采取的是资本+运营的模式。中国的信贷体系、资本市场实际上都不支持商业地产发展。万达的模式，是既做开发又做运营，风险还是比较大的。”中原地产华北区董事总经理李文杰说。
尹海承认，“由于受资金的限制，我们的发展速度只能有意识的放缓。”
2008年11月，在接受本刊专访时，王健林透露，从对万达2008年20个项目的分析情况看，万达商业地产投资的构成比是自筹资金占30%－40%，略高于银行贷款的30%，还有30%来自于预售。“但比较严峻的问题是，现在预售的比例在直线下降。我们对明年的形势可能要进行重新分析和判断了。”显然，2008年的经济之冬对万达影响不浅。万达别无选择，必须趁着2009年经济基本面与股市转暖的时机抓紧启动上市。
“REITs失败对我们影响很大，我们不想再在上市完成前透露更多的细节了。”在7月最近一次采访中，尹海说。
“中国融资渠道太少，REITs、资本市场现在都无法支持商业地产的发展。现在万达商业模式已经比较成熟了，发展中最大的障碍就是资金问题。”河南建业地产董事局主席胡葆森对万达如是评价。
附文
不动产帝国前传
这是中国商业地产史上的最早的探索，这里有十几亿的学费，有几百起官司，有跟世界500强的恩怨情仇。
“2006年，我好像终于明白了什么是商业地产。”王健林说
文 | 本刊记者 王琦
“这是万达很重要的一个部门。”王健林指了指万达广场B座23层的一个办公区。那里的5个位子常年空着，因为人都被王健林派出国去了，他们的工作要求很简单：“不计时间和经济成本”，给王健林描绘出万达第四代商业项目的特点。
从2001年底进入商业地产行业，王健林和他带领的万达在产品模式上不断试错，已经历经了三代产品：“商业地产”、“订单地产”、“城市综合体”。现在，城市综合体(同时拥有酒店、写字楼、商场、商业街和高级公寓的建筑群)这种万达第三代产品模型日臻成熟，王健林开始担心万达招式用老。
万达商业地产研究部王鹏在万达内部刊物上发表的一篇研究文章里提出：“我们已开业的购物中心规模全国称雄，却很难说哪几个行业领先或全国瞩目。尽管从土地储备、扩张速度、商业规模等方面，商业订单地产模式能吸引资本眼球，但从租金回报率、股东价值最大化等角度看，尚存在着不少缺憾。”
“比如说，万达的第四代产品会不会是专营店？”王健林低声道。大概自己也觉得这个想法现在看起来还很不靠谱，所以他紧接着就跟了一句：“我就是随便说说。”
产品试错
2001年底，万达开始在长春试水它的第一个商业地产项目。
万达从顺风顺水大发其财的住宅地产进入陌生的商业地产，基本是王健林一力主导。王健林在万达成立13年的时候，要进入商业地产，想到的不过是“商业地产不像住宅卖了就啥都没有了”。
不难想见王健林当时听到了多少反对的声音。万达已经开始了全国化扩张，所有的住宅项目都是在图纸阶段就一售而空，赚得盆满钵满。为什么现在要进入投资巨大、完全陌生的商业地产项目呢？“做住宅只能不停地生产；做商业做到一定规模，持有收租金也够企业运转了。”王健林一意坚持做下去。后来他说：“这可能是民营企业‘老板说了算’的好处，职业经理人是不敢冒这么大的风险的。”
长春项目开业之初非常顺利。作为万达第一代产品的代表，长春项目只有一个单体建筑，一层店铺被零散出售回流资金，其余三层留作公司资产收取租金获利，二层、三层出租给沃尔玛，四层做影城。万达第一代产品6个项目全部是按照这个模式建立。
“向五百强收租”是现在被奉为商业地产教父的王健林抛出的第一个商业地产信条。没有一个商业地产项目的王健林近于谦卑地追了沃尔玛一年，获得了沃尔玛的“兴趣函”。
沃尔玛的号召力完全符合王健林的想像。一层店铺被迅速售罄，最高售价达到了6.8万元/平方米。2002年在长春，这样的楼价毫无疑问是天文数字，这给了王健林面对内部反对意见的空前信心，但当时他还不知道，祸根也就埋在了6.8万这个数字之下。
伴随着高昂售价的是更热切的获利心态，几乎所有一层店铺的业主都期望自己的投资能够马上获得丰厚的回报，租金坐地飞涨，租户被高昂的租金压倒，几个月不盈利纷纷关店，既而围坐在商城一层，阻挠客人进入其他楼层。
类似的纠纷一直持续到万达的第二代产品项目——“商业组合店”上。
“沈阳项目是老板的心病。”现任万达集团财务部总经理的张霖曾经被派往沈阳担任项目公司总经理，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善后”。几百个商铺业主因为经营惨淡要起诉万达。这场旷日持久的法律纠纷从2004年一直延续到2007年。200多起官司，王健林亲自参与的超过80起。最终，完全丧失了耐心的王健林选择了回购的方法，店铺款加利息加投资回报，他用8.9亿元去了自己的心病。不过，迄今为止，还有几个商户没有接受王健林的收购建议。
“商铺再也不卖了。”2005年年底，王健林和他的高管团队闭门开了3天会，得出了这个结论。这是王健林用5年时间、9亿元现金、12个项目换到的商业地产真经。
2005年前后，王健林面对集团内反对继续往下做商业地产的意见也有些底气不足了。这个时候住宅地产市场已经全面启动，卖住宅赚钱又快又容易，是调回头重新做住宅，还是继续在商业地产的荆棘道路上继续探索？“我当时立了一个时间线，5年。商业地产做5年要还是乱七八糟，那说明咱们吃不了这碗饭，退回去做住宅。”王健林说这句话的时候已经有了更明确的思路，他自己用铅笔画出了万达的第三代产品“城市综合体”的雏形。
现在，万达上下提起宁波项目神色都格外不同。“那是万达的代表作，是向外推广万达的范例。”万达规划院院长张诚在2008年12月初被提拔为万达最年轻的副总裁，他当时是宁波项目的总经理。
宁波项目总建筑面积超过60万平方米，是目前为止万达已开业项目中面积最大的，商业中心面积是27万平米，还有一个白金五星级酒店和一栋高为160米的超高层写字楼。项目的中心是一条室内步行街，这是万达商业地产第三代产品的灵魂，步行街的每一层都通往各主力店，在任何一个平面上顾客都可以到达任何商店。
宁波万达广场为万达确定了“城市综合体”的几大规则，“城市综合体应该包括商场、酒店、写字楼、商街、高级公寓等固定业态。”这些规则被接下来的所有项目沿用至今。
商铺不卖了，怎么平衡现金流呢？这可能是王健林最棘手的问题。曾经一度想要放弃住宅项目专心做商业地产的王健林这时候想到了住宅的作用。“别人在万达商业项目旁边的住宅项目都获得了溢价，为什么万达不能够从自己的商业项目上获取住宅溢价呢？”
王健林最终这样确立了“城市综合体”的资金规划：住宅项目是销售重点，100%销售；其次是写字楼，按照不同项目的资金情况和写字楼的投资回报期决定出售的比例(现实情况是，万达很少持有写字楼)，这两块销售会占到整体项目前期投资的1/3左右；另外，2005年国家各银行推出经营性物业抵押贷款，万达广场可以通过抵押获得10—15年的长期贷款(比如上海北京万达两个项目，就获得抵押贷款50亿元)，也解决了万达的一部分资金问题。剩余资金缺口则靠自有资金来补充。
“过了2006年，忽然感觉什么都顺了，像爬过一个陡坡，面前是一片平坦的高原。说简单一句话，商铺不卖了，经营没有问题，怎么做怎么有。”王健林说。就这样，他迈过了自己给自己设定的5年死限。
“万达从第一代店走到第三代店，无形资产的积累要远远大于企业的经济效益。包括技术积累、运作模式、管理模式、资金管理、对高管的培养，每个环节都得到了锻炼。”现在担任集团财务部总经理的张霖经历了三代产品的项目锻炼，他这样总结，“这是一个企业成长必须的积淀。走的弯路，浪费的钱，都是有价值的。”
“王健林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企业家，他对制订的战略从来没有摇摆过。万达这几年的发展形势也证明了他战略的正确。”中坤集团董事长黄怒波这样评价王健林，“很多民营企业把自己弄得像个神，不承认失败。但王健林从不回避失败，这体现了一个企业家的雄心和气魄。”
面对始自2007年9月的地产寒冬，万达也很难独善其身，住宅的销售直接关系到项目的现金流能否平衡。王健林在“927”新政发布的第二天即向所有项目发出指令：动用所有办法推动销售，快速回笼资金。2007年，万达成都项目销售超过计划50%，昆明项目超过200%，原本计划2008年售完的项目基本在2007年售罄。万达也在2007年创造了单盘销售12亿元的好成绩，但是，这种成绩再没有在2008年保持。万达集团成立20年来，也首次在2008年没有实现年度目标。不过，万达还是有超过10%的增长，在中国所有大型房地产企业中，万达是唯一一家实现业绩同比增长的，2008年全国房地产销售额比2007年减少30%，一些重点城市甚至减少40%-50%，在这种情况下，万达的成绩算相当不容易。
随着2009年年初房地产行业回暖并奋力上扬，2009年上半年，万达合同销售额80亿元，入伙指标销售额120亿元，同比增长200%。
先商业，后地产
现在，万达广场有14个项目与沃尔玛合作。虽然万达对沃尔玛的租金始终三缄其口(外界传言曾低至20元/月·M2)，但是业界都知道万达多数项目尤其是早期项目对沃尔玛都是“半租半送”(至少6个月的免租期在最早的6个项目合同中就是一个必要条件)。事实上，万达对主力店的租金普遍要求非常低，业界传言最高不过50元/月·M2的水平。
在万达副总裁尹海的记忆中，2000年前后的沃尔玛牛气冲天。万达方面认为谈判已经结束，可以签合同了。沃尔玛只肯出一个函，内容是“我们对你的项目感兴趣”。万达只能捏着这点“对方的兴趣”按照对方的苛刻要求施工建造。等沃尔玛验收完项目，要正式签合同了，沃尔玛的合同都是美国总部出的合同文本，全都是维护自己的权益，而且完全没有任何的修改可能。
这种一边儿倒的局面随着万达的发展壮大逐渐发生变化，尤其是万达开始学着引入主力店竞争方式后，沃尔玛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2004年年初，万达开始和家乐福方面接触，“我们头一天和家乐福接触，第二天沃尔玛就主动给我们发函说合作的事情了。”
2007年5月，万达在上海组织“万商会”，就2008、2009年即将建成的项目对主力店进行招商，超市企业来了近30家。“万商会感觉就像万达的百团大战，以前不知道自己究竟实力有多强。这样一下子就看清楚了，甚至把自己也吓了一跳。”万达商务部总经理潘韬说。潘韬2006年加盟万达，他在与沃尔玛的合作中已经感觉不到丝毫的弱势。“你们现在会打牌了。”曾经在外交部负责军事谈判的潘韬，转述这句来自沃尔玛的评价时微微一笑。
“现在万达在主力店铺的选择上已经非常理智，不再迷信500强。要根据区域市场的情况做出选择。比如说在北京，家乐福显然比沃尔玛人气更足。”潘韬介绍，在哈尔滨，万达选择了更具区域优势的大润发超市。“我们对商业的理解水平在不断提高。”
最终，万达确定了“7+1”的主力店结构，除超市主力店外，其他7家主力店(包括百货、电影院、KTV、健身等业态)都与万达签订了紧密合作协议，保证无条件在万达所有新增商业地产项目中开店，确保了万达广场商业的租赁面积在开工之前至少落定70%以上。另外，万达还有30多家紧密关系的合作伙伴。
跟这些合作伙伴的密切关系被王健林视作万达的核心竞争力之一(另外两条一是全产业链，二是万达的执行能力)，是“别人学不到，抢不走的。”“很多合作伙伴愿意和万达一起走，是因为合作多次对接容易。万达的项目越多，这种互相渗透的关系就越紧密。很多时候，合作不是靠合同维系的。”王健林说。
“豪爽、大气”，这是万达员工、合作伙伴、政府官员对王健林的一致评价。
2006年决定将万达运营总部搬迁至北京，王健林给所有愿意去北京的万达员工每人25万元用作安家费，包括前台，也包括4名年近五十从未到过北京的司机。“他们跟万达这么多年了，只要愿意去，我就一个也不抛下。”王健林这个立业于东北的四川人综合了两个地域的豪爽气。
王健林对合作伙伴的豪爽是不作区分的，他能够给沃尔玛6个月的免租期，也愿意帮助武汉的街头游戏厅做成营业额过亿的企业。“让商户都赚钱，这样他们都跟着万达走。”这是王健林经常对员工说的话。
万达负责小商铺招租的是万达商业管理公司。公司总经理曲德君告诉记者，盈利指标不是他的唯一考核指标，更重要的是租金收缴率。租金收缴不到位，说明有商铺经营不好，是商业业态不合理的基本表现。“所有非主力店的构成要从商品结构、业态结构、经营档次多方面考量。比如一个餐饮店的市场影响力已经不行了，就要换一家更好的品牌进来。”
现在，万达的商业地产项目中的小商铺部分，基本可以做到三年将租金翻一倍。这显然是个让王健林很得意的事情，随着万达商业出租势态看涨，他决定提高小商铺在万达城市综合体中的比例，“先从30%提高到35%吧，毕竟小商铺才是赢利能力最好的部分。现在万达到了抓投资回报率的时候了。”
“万达能处理好招商与销售的关系，项目干一个火一个。” 国美集团旗下鹏润地产发展中心总监陈云峰多年负责公司的销售与招商，他认为王健林“意识先进”。
据万达财务部总经理张霖说，2008年，万达集团仅租金收入超过40亿元。
人物
国王“王”
豪爽的性格，对最大、最早、最多、第一流的追求和热爱，只是王健林和万达的一面
文 | 本刊记者 王琦
王健林箭步流星走进了他的办公室。感觉到办公室有点热，他按了一个按钮，办公桌上升起一个操作台，点击操作台的一个图标后，12扇6米高的百叶窗同时落下一半，150平方米的办公室不再那么阳光炫目了。“这下好多了。”他说。
你的感觉没错，王健林就是万达帝国的“国王”。
王健林在足球上曾一掷千金(3.5亿元)，这为万达跨区域发展做了最早的品牌推广，也让他多少沾上了神秘色彩。2000年退出足球圈后，他更多的江湖传言是有关他的“政府关系”。
王健林的父亲是红四方面军的老红军，最高官至西藏自治区副主席、四川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健林从军18年，以吉林省军区边防四团团职干部身份转业；他在大连西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主任的2年公务员经历——凡此种种，都让王健林看起来“政治人脉”丰厚。
“政府关系在万达最初的发展中，还是起到一定作用的。但最终万达是靠产品去打动地方政府。”万达副总裁尹海在军队就是王健林的手下，后追随王健林在万达工作多年。
在产品形成品牌之前呢？万达对政府一向豪爽。道路、绿化、人工湖、广场，提出要求一一满足；赞助学校、慈善捐款更是不在话下。
在宁波、上海、北京项目开业后，万达有了对政府推广的资本：“你看，我可以改变城市的面貌，树立新的地标，带来上万人的就业机会，创造数千万的税收。”王健林说，“一位政府官员对我说，万达的项目挠到了政府的痒痒。”万达大多数项目都是来自政府的邀请，几乎没有在土地拍卖市场上有过竞争对手。上海南汇项目，万达以周边楼面地价1/3的价格拿下。
王健林的分享精神超过一般人的理解。超过100万字、有关商业地产所有细节的《万达商业地产系列教材》，他说要公开出版发行；万达与用友合作斥资1500万元打造的房地产企业信息管理平台ERP，他也愿意用友出售给其他房地产企业。“万达的核心竞争力不是能够用U盘拷走的。”他说。
豪爽的性格，对最大、最早、最多、第一流的追求和热爱，只是王健林和万达的一面。另一面，是严格的流程控制体系与对精细的追求。快人快语的王健林一口答应向我们公布万达的财务数字，但是事后高管层面还是没有执行此事。“利润一直都和规模不成正比。”一位高管说。
王健林15岁从军，学历不高，但他现在是中国楹联协会的会长。像很多企业家一样，王健林有收藏字画的爱好，以前喜欢吴冠中的他最近几年喜欢石齐，办公室挂了一幅石齐的长征万里图，据说价值3000万。这些藏品最终都会被王健林送进他的美术馆。
据说王健林的祖母和母亲都能背诵传统经集。王健林身上带着朴素的道德观。2006年在香港看了电影《血钻》，两块100多万的江诗丹顿钻表和劳力士“满天星”就没再出现过，他换上了黑色皮表带的简约款伯爵。看到电视上的一个生病的小姑娘很可怜他会派助理送5万元过去，也会统计出自己创立企业20年捐款11亿元。2006年，远在大洋彼岸的巴菲特将200多亿美元资产赠与比尔·盖茨基金会刺激了他更深层面的好胜心，他后来就不再提李嘉诚了。
不知是否与王健林18年的行伍生涯和2年的公务员经历有关，王健林的价值观带点“体制内”的色彩。他乐意出席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主持的座谈会，讨论“非公有制的发展”等宏大命题。中共十七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席、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这些是让他骄傲的身份，连续3次获得全国慈善总会的“中华慈善奖”是他最得意的事情。他跟政治沾点边，也喜欢那样的作派。从大连搬到北京，他把宝马7系换成了奥迪A8。“万达的年终报道，就像政府工作报告；万达的晚会，基本就是照着春节晚会的规格来的。”一位万达员工说。
承认自己是工作狂的王健林也保留了唯一爱好，唱歌(这与高尔夫、滑雪、登山相比可是相当节约时间)。“每年万达晚会的压轴节目，就是董事长的引吭高歌。”王健林在万达被称作“伍思凯原声重现”，对张宇、刀郎的所有高音区歌曲也都随口拈来，当然，他更喜欢唱“雄鹰在天”等励志歌曲。为了年终的演出，忙碌如王健林也会提前在自己家的地下室(那里据说有全亚洲最好的KTV设备)认真练习。没错，就是唱歌，他也一定要唱得最好。
王健林不允许任何家人进入万达工作。太太拿到钱成立了自己的投资公司，四个弟弟老老实实在成都做点小生意。“王健林是家里的长子，他在家说话，几个兄弟都不敢吭声。”王健林的这点家庭性格可能和他父亲有些相像。现在，这位96岁的老红军偶尔会去成都万达影院看军事题材电影。万达很少有人见过王健林唯一的儿子，不过公司内部有关这个20岁、在英国读哲学的青年的传闻还是有的，大多有关“奢靡”。“2003年，大洋百货开业的时候，董事长带着他儿子去了，他看儿子的眼光充满了骄傲和爱。”一位万达老员工说，“可能将来，他会为自己没有在儿子身上花时间而感到后悔吧。”万达内部没有人认为，王健林会让自己的儿子来接班。
王健林身上浓缩了很多民营企业创始人的性格特点：业务能力全面，对商业有敏锐的直觉，善于学习，勇于创新和自我否定，有鲜明的性格特点和个人魅力，都是自己创立的帝国中孤独求败的“帝王”。
“Impressive。”有人用了这个词。
王健林们，可能是最后的一批企业“帝王”，以后的企业掌门人将不可避免的更专业化、职业化，更懂得将企业与个人两分。时代还在轰隆隆的向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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