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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孚作品价值浅析
罗孚今天并不出很出名，但他在90年代声名显赫的文人圈子里以及对现代文学史感兴趣的中年读者中的知名度，还是很高的。他的书出版以后的反响还是好过预期。许多人记得他和他的文章，是因为罗孚在香港和北京涉足于交际甚广的文化人圈子，其中大部分人与事被他记录在文章之中。
当然，罗孚讲述的故事主角大多已经不在人世，他们是20世纪九十年代最为受人关注的一个群体，其历史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当时许多知识分子与罗孚一样多少是带激进思想的左派文学青年。马克思主义及左派思想对他们的影响很大，这群人怀着热诚成为新中国的文化核心人物。只是历史对他们的教训异常深刻，当他们用独立的思考来观察现实社会的时候，很快遭遇了一连串政治风波。
这是一个多年来忠于自己信念的人群，罗孚是其中一员。在这信念的鼓励下他试图尽可能完整地表现历史的生动性。做一个忠实、忠诚的历史现场观察者和记录者。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今天还很难完整地评估他对现当代文学多方面的贡献。当我们还在阅读现代文学作家的经典作品时；当我们对上个世纪创造力旺盛的一大批作家——无论是香港还是大陆的著名作家作品发生浓厚兴趣时，罗孚的写作便有了特殊的价值，他是一个不仅见证也实际推进了两岸三地文学发展和交融的拓荒者。
20世纪90年代前后，罗孚写下大量作品的时代，与那个时代正好呼应的是两岸三地的文化、经济的交融变得活跃，凭借着一支勤奋写作的笔和一个清醒敏感、有判断力的头脑，罗孚默默穿梭在文学与传媒之间——编织一张维系大陆与香港的人文地图，在创作者、评论者、传播者之间角色互换，还经常以此探索、澄清近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些疑点或挑明某些历史真相。
持续工作的结果是：超过150万字已经发表过的作品，还没有包括大量的书信和更为鲜为人知的诗作。
三联书店原总经理沈昌文先生曾经讲述到，九十年代出版社需要引进港台更多优秀作品的时候，三联书店的第一任总经理范用先生早就与罗孚有相熟相知，已经计划出版先在香港引起轰动的巴金的《随想录》。后来沈昌文先生到香港，才发现罗孚不仅与大陆最杰出的作家保持着长期的联系，更是熟悉所有港台的优秀作家。这种独特的身份角色多少得益于1948年罗孚从20年代的文化重镇重庆转至香港《大公报》工作的经历。四十年代前后由于各种原因一批内地的作家、学者纷纷南下，曹聚仁、叶灵凤、徐讦等人从此扎根香港，而一些共产党员如夏衍、聂绀弩在香港工作了几年后又回到北京，革命的兴趣同样开始由枪炮演变为柔性的文学。在香港《大公报》工作期间，罗孚接触的领域和视野进一步扩大，其中部分原因也在于他工作的一个重要职责在于尽可能吸引更多的作家艺术家理解新中国的建设，包括文化建设的独特性。
1997年以前，在香港这种特殊环境里，罗孚需要在高尚的动机之下，兼具高超的沟通技能，充分理解文化与政治微妙的平衡关系、文化本身的独特性和自身规律。有时候，超越政治既是达到目的基本方式，也是追求真正的文学精神和历史真实所必须持有的一种客观态度。自然，对文学和新闻性写作的浓厚兴趣也使罗孚在特殊年代成为一个逐渐更为客观地观察和表现文学多样性的专栏作家。作为一个报纸编辑和记者，当年罗孚主持的香港《新晚报》办得有声有色也是因为对文学本身特点的准确理解，谁也不会料到1954年一场在澳门进行的香港著名的拳师比武将带出一代新武侠小说宗师的诞生。
但是如果罗孚仅仅催生了新武侠小说的诞生不足以让后来者还能重新记起他，他所做的更多的事情是将自己的身份锁定在一个历史见证人、探索者的位置上，因此我们今天才可以看到罗孚在他的作品中重新登场。
罗孚激励金庸、梁羽生新武侠小说的创作冲动，使人很容易忽视他的另一层面，那就是他所关心的并非金庸、梁羽生这样个别的作家。事实上他对文学自身规律有清晰的判断。80年代，大陆盛行鲁迅却看不到周作人作品，罗孚在他的文章《周作人其文》中写道：“周作人一生‘作’的这个‘人’是复杂的。早年，和鲁迅同时投身于新文学运动；后来，一个在杂文，一个在散文上各自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更后来，一个成了‘民族魂’，一个成了民族罪人。晚年的周作人，又在写作和翻译上作出了他独具一格的贡献。”
罗孚认为对“周作人不以人废言，他的作品是站得住的，有些而且还是站得很高的。”“不以人废史，他历史上早年那光辉的一页更不应抹煞，要不然，中国现在文学史就不够完整了。”秉承这一信念，罗孚在香港努力协助曹聚仁介绍周作人《知堂回忆录》的发表和出版。这才使改革开放以后《知堂回忆录》成为大陆的畅销书。
在香港这样一个特殊的地方，肩负着某种革命使命，同时又要在革命和艺术之间维持一种巧妙的平衡关系并非易事。有时候革命既成为一种新文学的催化剂，也成为文学创作的致幻剂，有些时候还是文学的紧箍咒。在这样一种复杂的情形下，保持清醒、独立的思考，对真正的文学创作有积极的贡献是需要持之以恒的精神的，罗孚几乎是做到了这一点，他在几十年的写作中积累了大量与文学创作有关的资料，以一种自己特有的方式为一个个作家留下来他们生动的影像。其中夹杂着许多重要的史料。如介绍曹聚仁不仅写出了他的历史，还详细写出了曹聚仁是如何催生了那部著名的《知堂回忆录》的全过程。
罗孚写人就像对着人在画像，从不用抽象的语言来表达。他写的人很多，而且反复写，像叶灵风、曹聚仁、金庸、周作人、聂绀弩、秦似、董桥、林燕妮、萧乾等，如果把这些文章连续起来阅读，就出现了一个作家几乎完整的历史，他的过去现在、他的写作内容、他所经历的人与事，
如果不是罗孚奇特的经历——比如在北京被迫闲居十年，罗孚其主要贡献或许还主要在于记录、发表与香港有密切往来的中国作家，但他在九十年代那段突如其来的经历，使他有机会更多地深入内地优秀作家的圈子与之频繁交往，留下更多关于这些作家的深刻印记，又转化为许多文章和故事。同时他也为逐渐开放的中国出版界引入了大量文学创作的新鲜血液，如三联书店出版港台最有影响力的作家金庸、曹聚仁、叶灵风、董桥等人的作品、湖南出版周作人文集都直接与罗孚的引荐有关。
作为一个有着自己观点、立场和判断的新闻记者，罗孚不仅仅需要对九十年代前后社会政治历史动荡有积极的回应，更重要的是他从中发挥了一个新闻记者敏锐以外更为重要的、深邃又不乏理性思考的洞察力，这使得他在不断发掘出许多更优秀的作家同时自己也成为一个优秀的作家。正如陈子善先生所称：罗孚自己的散文创作丰富多彩，在香港乃至整个中国当代散文史上都占有独特的地位。他的散文不但产量多，而且手法多样。他关注时代风云，关注香港的社会现实，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于舒缓平实的文字中显现真知灼见。特别是1990年代以后，他在内地出版了《香港，香港 ……》、《南斗文星高》等书，用细腻生动的笔触评介香港文学和文化的方方面面，为内地和香港的文学和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深受内地读者欢迎。《凤兮凤兮叶灵凤》《金色的金庸》《香港有亦舒》、《你一定要看董桥》等名文不胫而走，传诵一时，至今仍为广大读者所称道。”
罗孚是20世纪中国文学创作鼎盛时期的一个敏锐、缄默的耕耘者、传播者。与那些纯粹以个人创作的成就确定社会影响力的作家不同的是，罗孚几十年的工作连贯而系统地作为历史现场的观察者和笔录者出现：重要事件、人物、情节及背后的曲折故事的挖掘都成为他津津乐道的工作内容，他仿佛随时准备将至关重要的历史钥节记录在案。除了白天的编辑工作、时而的聚会，罗孚习惯了常年深夜伏案写作，常常是第二天就在报纸上发表：发表文章意味着另一种最好的保存手段。否则，我们今天同样无法见到罗孚记录下的文学的奥秘。
今天的读者可以从罗孚文集中找到许多优秀作家的身影，他们经历或坎坷或传奇。同样我们也可以在这些大部分已经故去的著名人物的家里发现罗孚的身影：从香港的金庸、梁羽生、林燕妮、西西、小思到大陆比较熟知的黄永玉、黄苗子、巴金、聂绀弩、周作人、曹聚仁、侣伦等一大批作家的照相集里，罗孚是一个带着大眼镜的学者模样的人。即使是在一些很著名但也与我们这个时代时有疏离感的著名学者如徐复观、钱穆、邓尔雅等人，罗孚也一直保持着他对他们所研究领域和成就的熟知与敬意。
感兴趣的读者阅读罗孚的作品，可以清晰地看到罗孚是当代文学史及当代文学研究中颇为关键的人物之一。毫不夸张地说，如果上个世纪末的那段时间没有罗孚，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大多数知名度更高的作家就像横空出世一样，我们很难理解改革开放以后大量富有创造性的作品是如何突然涌现的，这些作家又经历了怎样艰难的创作历程。
从这个意义上说，罗孚的写作今天仍是引导大多数普通读者乃至出版人的向导：他教会我们如何去理解作品，如何去理解那些作家，如何与创作者打交道。他甚至为我们隐隐规划出最优秀的作家和普通作家的一条界线，就那些极富创造力的作家而言，他准确预言或揭示了他们创作中最为令人感动和深刻的地方，这对于有可能影响大众欣赏口味和阅读趣味的作家来说，真是福音。
通常而言，作为记者被遗忘是常有的事情，尤其是在风云变幻叵测的时代过后，一大批当初叱咤风云的名人记者变成了过眼烟云，他们所写的大多数文章很快被人忘却，然而罗孚却不会，不是因为他活得的时间比较长的缘故（他今年八十九岁，还不到九十岁），而是我们今天要研究香港的文化史、文学史还有报业史乃至研究大陆的文学史都不可避免要牵涉到罗孚提供的资料和他的评论，即使是他催生的新武侠小说而言，他对金庸和梁羽生新武侠小说的评论至今仍是少数最中肯和最出色的专业评论之一。
稍微有点现代文学知识的读者在阅读罗孚作品的时候，会发现他的大部分作品都离不开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著名作家艺术家，但一般读者在阅读他的抒情散文时会觉得，他的抒情散文的风格有点虚空，尽管罗孚的抒情散文绝非言之无物。这可能与抒情散文的写作往往是一种激情喷发时的舒解有关，而将革命的激情与文学很好地结合在一起时罗孚显然做得有点勉强，在罗孚写作的一生中，他首先是一个具有高度鉴赏力的大编辑，他与中国现当代作家及艺术家的天然联系维系于早期共同的革命激情之中，也同样在各种艰难挫折中得到加强，而且也恰恰是在磨难中文学开始展示出应有的深度。
在罗孚的文集中经常描写到的作家和文化人有叶灵风、聂绀弩、秦似、金庸、梁羽生、周作人、黄苗子、林风眠、林燕妮、西西、侣伦、董桥、巴金、萧乾等，有些作家是香港成长起来的，如金庸、梁羽生、周作人、黄苗子、林风眠、林燕妮、西西、侣伦需要向更多的人推荐的，有些作家则是罗孚心仪的研究对象，还有一些文章涉及到重要的文化人物与事件，与中国文化生态的变化息息相关。当然，罗孚是一个既需要面对香港读者又面向内地读者的作家，同时他需要兼顾雅俗共赏的趣味。但是罗孚对什么是真正的文学有自己非常确定的想法，在《香港•文学革命•伟大作品》这篇文章中，罗孚对于过高地夸大香港文学有冷静的回应，他写道：“香港在中国文学上使人感到的，不仅是已经取得一席地位，而且是一席颇为崇高的地位了，靠了金庸的武侠小说。从“沙漠”，到“大师”，到“革命”，其间何止以道里计。……这样的变化，从文化的无到有，从文学的无到有，当然会引起我们这些香港人的欣喜。这样的变化，从文学地位的卑微到提高以至崇高，却似乎还未受到太多的重视。受到重视的只是新派武侠小说作品的本身，金庸小说中的人物和故事，不仅成为人们时髦的谈论，还往往出入于严肃论题之间，在一些论文或报纸社论里成了引经据典的典故。这实在是使人不免有些惊异的现象，是很少在其它地方发生的吧。”
这并非贬低罗孚自己所催生的新武侠小说，而是表明一地的文学的成就并非如此简单确定的。
因此，罗孚把自己大量的写作的重点放在对作家作品的如林燕妮曾经是香港最畅销的小说作家，但大陆读者知道得不算多，不像金庸、梁羽生读者的认知程度很早就被大陆盗版书所普及和提高，即使不读金庸武侠小说也知道韦小宝的故事。但大陆评论界对香港通俗小说既褒也贬，当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香港商战小说女作家梁凤仪小说的时候，评论界评说不多，因为人人都可以看出这样的小说浅显而明快，无需再加解读。罗孚介绍同样是流行作家的林燕妮却不同，林燕妮是一个比其他通俗作家更有趣味的女作家，金庸说她的文章“是用香水写出来的”。罗孚却发现了这个才女的文字具有某种“心细见微”的特点，一篇《才女强人林燕妮》如果从文学评论上来说显然拉杂了些，但读者却发现，罗孚的写人的文章讲的是一个完整人物的故事，就和罗孚写其他个性各异的作家一样。从林燕妮的出道、她的感情生活、金庸等对她的推崇以及林燕妮的文章风格，读来极其轻松毫无拔高之意：那是一个感性的世界，在这个感性世界里“别的都无谓说了”，因为感性只需要去直接体验，就像那个香香的粉色的枕头。
通常罗孚不会直接对作家们作品作出一种看上去很武断的评价，他从不随意吹捧作家，更不会用现在经常流行的媚语去讨好他所描写的作家。他了解这些作者的故事太多，完全可以用一种游刃自如的方式，将作者许多人生故事在不经意之间插入文中，自然而然地表现了他所欣赏的作者独特而富有情趣的一面，读者阅读的时候也会觉得这样的描述似乎更为可信和接近真实。
罗孚是金庸新武侠小说的幕后推手，又曾与金庸和梁羽生同事，自然罗孚对金庸的历史了解得比很多人都多。金庸今天几乎是众口一致的新武侠杰出代表，大众心目中的地位甚至节节攀升直逼鲁迅身后。而罗孚笔下的金庸却非神圣之人，更像只有香港才能出产的一个敢于打拼的人，这是一个各种兴趣大到非同寻常的人：虽然不会武打，却不仅对电影感兴趣，还曾经学习芭蕾；五十年代甚至雄心勃勃地北上求职，希冀进入外交部••••••。罗孚在九六年写金庸的时候已经不再需要去介绍金庸的成就了，但他在《香港人与事》这部汇集了众多知名作家的文集中以罗孚式幽默这样来描述金庸作品：“明知道他们不会武功，但他们写出来的武功却是人人爱看，而且看得入迷，废寝忘餐。明知道那是假的，看得比真的还要认真。他们就是这样以假哄人，编造假的武功，加上形形色色的包装，骗了许多读者，或骗了许多人成为读者。他们不仅骗孩子，厉害之处更在于骗大人（武侠小说被大数学家华罗庚称为‘成人的童话’，他老先生就是这样的‘成人’）。最厉害的是能骗那些身居高峰以至颠峰的大人。”这样的评论今天就很少见，是罗孚风格。
罗孚是一个很特殊的老报人，虽然他也是一个好作家。他具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他早期作品中包含着的革命激情因素较多，使得他对山川风景的描述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和期待，有时候读者读他的作品的时候会发现他对自然景色的细腻感受与革命带来的改变之间并非完全协调一致，他的革命热情有时像一条不适宜的人工花边镶嵌在自然的风貌之上，但他显然是一个内心容易沉静的人，不会喧嚣、狂热到失去应有的分寸。当他解读他人作品的时候占上风的是对艺术的客观判断，从这个角度看他的文章具有的纪实性和洞察力使他的创作今天仍为一些读者津津乐道。
但是要全面地把握罗孚的作品依旧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迄今为止他为别人创造的机会远远多于为自己留下的空间，如果上个世纪没有罗孚这样的作家记下那么多历史，也许就没有人再记得这些历史，许多历史真相也就随风飘逝得无影无踪。正如一位曾经受惠罗孚的作家所说“有些人有些事，如果没有人写下来，后世就不会知道，许多有价值的或值得后人反复回味思考的事，就从此湮没了”也因为如此，读者和研究者会更加期望从罗孚即将出版的100多万字的作品中寻找到我们解读现当代文学和作家的更多有价值的线索，找到可以解读他本人的更多线索，这样做对这个时代对后人都是一份有价值的精神馈赠。
正如一直与罗孚保持密切接触、从没有中断过这段历史研究的现代文学史研究专家陈子善所说：“今年九十高龄的罗孚先生是香港著名的散文家、杂文家、诗人和文艺评论家。自1950年代开始，罗孚一直活跃于香港新闻界和文艺界，他是半个多世纪香港文学和文化发展史的见证人和忠实的记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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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键的时间做关键的事，让关键的人感到我很关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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