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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自由的《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近来出了简体字版，作者老同盟会会员、孙中山机要秘书的身份使得这部史学著作向来受到研究者的关注。笔者曾经读过这本书的一些评论，其中很多都提到“信史”问题，现在展读该书，这些评论或许是受了太炎先生为此书所作《序》中内容的影响。其实就笔者而言，追求信史虽然是传统学界治史的一种理想追求，但对今天读者来说并非核心问题。因为没有一部历史能免于著者时代、所见与思考的局限，我们今天回顾任何一段历史，无非要从一手或者间接的历史材料开始，强调一部历史著作真实性、完整性上的完美，就会使我们忽略掉那些更值得注意的地方。
冯自由本人的经历就耐人寻味，他出生于日本华侨家庭， 1895年在日本横滨加入兴中会。在早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的基本身份之外，最显著的是他的报人身份和史家身份：长期打理革命报纸、开辟海外舆论阵地，后期著有《革命逸史》等多部重要的辛亥革命历史著作。三民主义是民族、民权、民生之简称，此简称的首倡者即冯自由，冯自由为纪念陈天华投海撰挽联，其中有“实践三民”字句，于是“三民主义”的提法开始见诸报端。尽管后来胡汉民曾说，“三民”一说“不通”，但是当时已经成为习惯沿用的讲法。投身革命后，冯氏殚精竭虑者多是繁杂、难办的组织事务；民初还在袁世凯的临时政府国务院任职，从事的又是“稽核革命勋绩”这种敏感差事，由于他秉笔直书，很快离职；“二次革命”发生后，冯曾突然被捕，1917年参与了护法之役。后期在南京国民政府冯已成为受排挤的过时元老；于1958年病逝台北，从这个年份可知，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大陆所有历史进程，他都赶上了。如果从 “辛亥前、民元后、抗战时期以及一九四九年以后”这样一个漫长的时间跨度来全面看待冯氏的一生，无疑使他成为见证近代中国无数变革风云的重要历史人物。
冯自由参加革命既早也久，亲历种种，又尝为临时政府稽勋局长，对辛亥史事、各色人物都详加考察过，冯氏的“民国开国前革命史”，无疑要比别人离历史现场更近。我国传统史家治史，除非愤世嫉俗大张伐挞者，否则都不写当代史，原因就在于离得越近越不易客观公正，越是每天目睹之物要做到持平越困难。很多先例是，离的越近，人越是容易执迷不悟，有派性有私意。不妨做个不恰当的比方，这种情况就像当代中国整整一批“现实主义”作家，他们的杰作往往都不写当代，而是选取一个离今天不远的时代。如果说这种个人主义的写作方式或曰生存方式下，这样选择写作的时代有难言之隐，也或许有些“滑头”，那么历史上那些慎独的史家刻意回避写他们的“当代史”，则有一份沉重的历史责任感在里面。冯氏对“民国开国前革命史”撰述，其实往往是要评价自己这一批人的历史作为，他本人不但参与其中，而且这些言行在写史时尚未得到历史的验证，很多史事其功其罪还没有定论，都还在发生发展；或者有很多难以挽回之遗憾和失误，当时已经渐趋明朗，无法回避，这时人们就很容易消沉，这是这部史书写作时最大的难度。
然而这一部《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往往彰显出冯氏著史之严谨客观、视野之广阔、心地之开朗。可以说，从辛亥前很早冯自由就产生了悉心收集和保存相关史料的意识，最典型的例子是书中收录当年东京同盟会本部所编制的《革命方略》，此物非当时仔细保存以为参考而不能留存。《方略》详细叙述了军政府与各方关系、宗旨，制定了日后军政府各项组织方式、军队编制、各项对外文告条款格式，辛亥后中国分裂之各系军阀，其组织形式和主要舆论导向都可从这部《方略》中看出端倪，有很强的史料性。从客观性上来说，冯氏一是在辛亥事功已成的情况下不避其他革命力量的奋斗史实；二是在革命党与立宪党人历史上的激烈冲突，备细谈了保皇党（立宪党）人在内地及海外的活动，特别是梁启超同孙中山一度往还，对革命意见渐趋一致，以及康、梁之分歧、并不以革命与保皇两派后来势同水火而忽略掉这些史实。在叙史过程中，冯氏像以往所有公正的史家一样，极少加入评语，以其离历史现场之近切，能做到这点殊为不易。从技术上说，冯氏在这部著作的某些编辑上，即便是像我们这些“槛外人”也不难看出老辈学人常说的“高明”来，例如：乙未广州起义失败后牺牲重大，党人朱淇被同志视为卖党告密，尽管后有同志欧某做长文为其辩诬白谤，然而党人对朱仍不能释然，其屡受打压，朱淇遂离开南方革命阵营。虽然读者可以看出史家自己的看法，但冯自由在处理这一段史实时，只完整收录上述辩诬的原文于前，而不再另费笔墨。将后世的判断和评价交给了读者，显示出处理史料和著者关系上的手段。书中写多个“人物小传”，并不全部概述人物生平，而是配合革命史实以为补充，衔接无隙。另外对于多次起义的之经历，冯氏最后多以清廷官吏上报的结案奏折、或者公告详以总结，给人以看待事件的另一视角，有助于后世读者摆脱读史时单一论说的束缚。
笔者对辛亥事功一向的评价不是很高。谓之意义重大，而遗祸也不小。但具体来说，这样的苛责并非针对当日武昌新军工程营这最终成功的一役，而依据恰恰参考的是“民国开国前革命史”这一番历程。这一历程恰恰注定了后来中国军阀分裂、纷争不已，民国社会几成乱世，特别是后来不同时期的国民政府始终显示出其“先天不足”的症结所在。纵观冯氏的这部《民国开国前革命史》，无疑为我们提供了对上述判断的材料参考。
首先进入读者视野的，即是革命党人同清末会党的渊源。确切地说就是三民主义下的党人同洪门的关系。洪门即天地会，三合、哥老会都是其支派，旅美华侨之洪门团体号致公堂。兴中会与哥老会早有渊源，双方一度试图联合倒满，后来合并仍称兴中会。冯自由说，洪门派性观念强，孙先生到檀香山，知非列籍洪门，不足以联络多数同志，毅然加入致公堂。洪门惯例称曾起兵抗满者伟大哥，总理既入了洪门，则自然被视为“大哥”。此即今天被重新翻出来的中山先生做“洪门大哥”的由来。中山先生当日赴美受到欢迎，当地华侨有90%参加洪门致公堂，总部设在三藩市，各埠设有分堂，主张各不一样，再有保皇党的人从中欺骗，几乎忘了反清复明的本来面目，孙中山有见于此，乃建议举行洪门总注册，代致公堂拟定新章程，将反清复明的范围更加扩大。使洪门无形成了一个革命团体。当时的洪门致公堂的总注册和孙中山重订致公堂新章程，对于美洲华侨革命工作关系极为重大。美洲华侨捐赠款项巨大，有力支持了国内革命之急需。冯氏对华侨会党之于祖国革命评价很高，在这全书中既少见也值得注意。
然而会党众人，来历极为驳杂。会党历史漫长和复杂，会众普遍缺乏信仰，有投机成分，参与革命有很大的不稳定因素。或者只知排满、不认同革命和共和。当革命党人在与会党的合作中逐步成为领导阶级，试图将原先会党自发的排满斗争，引向自觉的革命、共和道路上时，当年已经出现分歧。郑永华先生在研究这段史实时，曾经把会党问题归纳有三：首先，只有极少数会党精英出现新心态的萌芽，一般会众的心态变化则很少，会党内部组织仍为专制，会众缺乏觉悟；其次，会党心态驳杂。反清复明、专崇义气、劫富济贫、争权夺利、雇佣投机等传统心态，与新的内容交织纠结在一起；第三，会党心态具有不稳定性。会党新的心态大部分停留在心理层面上，没能付诸实践，更没有形成自觉的意识。（《会党为何走向了革命》）可以说，因为历史成因，革命党人本来就存在持有不同立场的派系思想，辛亥革命的会党血缘，对后来军阀派系倾轧、国民党内派系斗争及其内斗无所不用其极，都有某种程度上的遗传。
清末革命党人暗杀满清高官，在当年成为一种潮流。纵观一部《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多少暗杀和刺客的篇目！革命党人暗杀事件，以吴樾刺杀清“出洋五大臣”，与“汪精卫、黄复生谋炸清摄政王载沣”两案最为有名。特别是前者，发人深省。当年吴樾行刺之前曾经留下全面阐述自己思想的长文，题目就叫做《暗杀时代》，曾刊于民报特刊，其反满也反立宪的思想，以及对时局与革命行为的判断，颇有代表性。其中有：“夫排满之道有二：一曰暗杀，一曰革命。暗杀为因，革命为果。暗杀虽个人而可为，革命非群力即不效。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吴樾作《暗杀时代》原序）“暗杀”等不及“革命”的成功，而且判断虽“个人而可为”，就其深刻的原因，无过于做刺客对满清刻骨的仇恨，遂将社会责任放弃，转而作为个人寻仇。换句话说，排满思想，始终是很多革命阵营里的历史人物当年最主流的“革命目标”，而对于通过暴力革命最终要达成的社会理想，则退居其次，或者只是一种动员的方式和舆论。只知排满，不知革命，造成了辛亥革命成功、帝制消亡后，大量的革命党人普遍的心理落差，不知所往。是时不独各地军阀，世人皆对国民革命的理想认识淡漠，这或许是辛亥这场被誉为近代中国唯一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其成果被轻易僭夺的原因之一吧。
2011-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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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键的时间做关键的事，让关键的人感到我很关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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