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闲话鲁迅/作者： 钱理群 转载自：燕南社区http://www.yannan.cn/forum/viewthread.php?tid=78415&fpage=1&filter= （一）：开场白：与鲁迅生命的相遇 （２００１年２ 月２１日讲） 从去年１０ 月８ 号病倒在床上，已经三个多月，还没有完全好，今天就带着这么一副疤痕累累的丑陋的面孔来跟诸位见面。人也很虚弱，不可能正襟危坐来谈什么，只能够闲谈，所以只能叫“闲话鲁迅”或者说“闲话我们这门课”。 我在北大上“鲁迅研究”课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大概是1985年第一次给81级学生上课，接着给82、83、84级学生讲，到现在为止在北大讲鲁迅差不多有15年多了。到2001年，用时髦的话来说，在新世纪的开始又来讲鲁迅， 一方面是因为我是研究鲁迅的，上选修课就只能讲鲁迅；另一方面，是去年以来（也算是世纪之交吧）关于鲁迅有两个信息引起了我的兴趣，一个就是鲁迅的作品不断的被评为“第一”：《中华读书报》上评选２０世纪最受欢迎的中国作品，鲁迅的《阿Ｑ正传》评为第一，听说《亚洲周刊》上评选２０ 世纪亚洲最有影响的作品 ，鲁迅的作品也是第一，据说因特网上选20世纪最伟大作家，鲁迅也是榜上有名。当然对这类投票也要作具体分析，相当多的人确实是出于自己的判断，另外也不能排斥从众心理，因为鲁迅太有名了，《阿Q正传》太著名了，好像我不选《阿Q正传》就显得我没有学问，有的人出于这种动机，也就选了《阿Q正传》。虽然不能太算数，但也能反映一些问题，就是鲁迅的重要性。还有一个现象，是去年在一些公开的报刊上以及在网上，有种种关于鲁迅的议论，我收集了一大堆。这些评说在我看来大概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过去对鲁迅争论的延续，鲁迅生前就不断有人对他提出非议，比如说一些年轻人觉得非得把鲁迅打倒不可，不踢开这块拌脚石自己就不能发展了；还有一些知识分子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上说鲁迅“不宽容”、“心胸狭窄”等等，二、三十年代就这么说，七、八十年后的今天还是这番话，正是老调重弹，或者如鲁迅自己所说，是“老谱袭用”。当然还有一种情况，是我们如今生活的时代和鲁迅的时代大不一样了，我们需要在鲁迅停止思考的地方继续往前思考，这样人们就有必要对鲁迅达到的和没有达到的进行反思，这种反思常常带有一定的批判性，我觉得这都是很正常的。以上两个围绕着鲁迅的“文化现象”，至少说明两点：第一，说明鲁迅是20世纪中国不可回避的文化思想的遗产。这是什么意思呢？你可以不喜欢他，你可能这样评论他，那样评论他，但你要是讨论、要谈论20世纪的中国文化、中国文学、中国思想，你就不可能绕过鲁迅，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存在。另外一点，如果仔细研究一下去年关于鲁迅的种种议论，我们就可以发现，人们对鲁迅的看法和他自己对现实生活，对现实思想文化界所提出的许多问题的看法是相关连的，这也就说明鲁迅的文学、思想具有当下性，也就是说他还活在现实生活中和我们一起对话。鲁迅的当下性，我还可以举一个例子。1996年10月16号《光明日报》上登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很有意思，题目叫做《鲁迅“论”九十年代文化》，鲁迅怎么还会活在９０ 年代呢？这篇文章写得很巧 ，作者把鲁迅当年写的文章照抄一遍，然后加一个小标题，譬如说，《鲁迅论某些报刊之增广“闲文”》，下面是鲁迅的原文：“七日一报，十日一谈，收罗废料，装进读者的脑子里去，看过一年半载，就满脑都是某阔人如何摸牌，某明星如何打嚏的典故。开心自然是开心的。但是人世却也要完结在这些欢迎开心的人们之中的罢。”——这是鲁迅30年代写的文章，但是我们读后的感觉却是鲁迅针对的就是９０年代某些报刊上的文章。还有一个标题：《论出版社翻印之大量古旧破烂》：“‘珍本’并不就是‘善本’，有些是正因为它无聊，没有人要看，这才日就灭亡，少下去；因为少，所以‘珍’起来”。——这是鲁迅《杂谈小品文》中的一节，读起来好像也是在针贬当下的现实文化现象。鲁迅当年写的文章可以一字不动地在９０年代发表，让你觉得他就是对当代中国思想文化界在发言，这种“正在进行式”的存在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是不多见的，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对鲁迅这么有兴趣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由以上“鲁迅现象”可以引发出跟我们今天的课有关系的两个问题。首先，既然鲁迅作品是20世纪不可回避、绕不开的中国文化遗产，那么，凡是要学习中国现代文学史、思想文化史的人就必须读鲁迅作品。在我看来，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思想史上有三个作家的作品最好读全集，一个是鲁迅，一个是周作人，再一个就是胡适。今天来听课的大都是现当代文学的研究生，还有些是对现当代文学有兴趣的本科学生，你们就应该在研读这“三大家”著作上多下点功夫，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你的基本功。读完了作品你怎么评价这三个人，那是你的事，但你必须读完，因为他们三个人都绕不开。根据我自己的治学经验，你把这三个人抓住了，你就把基本的东西拎起来了。所以我这门课其实就是引导同学们读鲁迅著作的课，是所谓“导读课”。大家上这门课时最好是能读《鲁迅全集》，特别是研究生最好是读全集，本科学生有时间至少要读选本，我和王得后先生为浙江文艺出版社编的《鲁迅小说全编》，《鲁迅散文全编》和《鲁迅杂感全编》比较全，你读了这三大本，鲁迅的作品差不多读了80%，最好是按照我的课的顺序往下读，本课一共讲八讲，一周两节，两周一讲，我们的读法很特别，从1936年鲁迅临死前的作品读起。第一讲讲1936年的鲁迅，然后第二讲再从头读起，讲鲁迅的早期著作，第三讲鲁迅的《呐喊》、《彷徨》，第四讲讲鲁迅五·四前后的杂文，再下面讲两个专题，这两个读题和五·四时期有关，一个是中国的生存，另一个是知识分子的分化，然后讲《野草》，然后讲鲁迅后期的杂文。这是一个很系统的导读课，我希望同学们能跟着我的课，我讲到哪儿，讲什么作品，你就读这些作品，我希望这门课完了以后，你基本上把鲁迅著作读一遍。这就是这门课的基本内容，我已经把“底”交给你了，反正我就是这么讲。至于参考书，除了我刚才提到几个选本之外，大家如果对鲁迅的生活各方面有兴趣的话，可以读一读《鲁迅回忆录》，这是北京出版社出版的，这套书很厚，有六卷，收的很齐。如果再有兴趣做点研究，想了解前人的研究成果，可以看看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孙郁、黄乔生主编的《回望鲁迅》系列，特别是其中的“论文专著”部分，包括了瞿秋白、茅盾等老一辈对鲁迅的研究，近20年来对鲁迅的研究，也包括国外的学者，比如伊藤虎丸、李殴梵的研究著作。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要认真读鲁迅的原著，至于我的讲解并不重要，只不过是告诉你鲁迅写了什么东西，以引起大家阅读的兴趣。所以我在这里姑妄讲之，大家就姑妄听之，记不记笔记都无所谓，我希望读原著时就把我讲的全部丢掉，这叫做“过河拆桥”。我考试时决不会考我讲的内容，我要考什么呢？考我的一个传统题目，我讲了15年的鲁迅，每一次讲都给学生布置一个作业，题目是《我之鲁迅观》，就是你怎么看鲁迅。我的要求是两条：第一，说真话，你怎么看就怎么写，喜欢就喜欢，不喜欢就不喜欢，应该讲真话；第二，要言之有理，你骂要骂出道理，不能不讲道理，你捧他也得捧出道理来，你光说鲁迅伟大伟大，不讲道理不行，而且得言之成理。我想这两条不会成为大家的负担，学期结束你交一份《我之鲁迅观》就可以了。当然你如果实在不愿意谈“我之鲁迅观”，那么你写一个关于鲁迅研究的文章也可以，但是千万不要抄，因为鲁迅研究的文章太多了，要抄太容易了，那是自欺欺人，骗我也骗你自己，多没意思。这是课结束后对大家的要求。课程的大概的设计，为什么要上这门课以上我都讲了，我想同学们可以根据我的介绍，来决定你下次听不听，你觉得没什么意思就可以不来听，这么多人挤着听一门课也没意思。 这是一个方面：鲁迅作为20世纪一个不可急略的存在，鲁迅作品应该成为中文系学生的必读书；但是作为个人的阅读来说，鲁迅作品并不是必读的。这什么意思呢？去年在关于鲁迅的讨论中，有一个研究者提出一个观点我很赞同，他说，我们要走进鲁迅的话，首先要摆脱“阅读政治学”的纠缠，把阅读重新还原为个人行为。1 他在这里提出一个概念叫“阅读政治学”，这是因为长期以来，读鲁迅作品成为一种政治行为，特别是我们这一代年轻的时候，读不读鲁迅作品，读的态度如何这都是政治问题。所以长期以来把阅读当作政治行为就产生了很多弊病，我们现在应该提倡个人阅读，还原为一种个人阅读，作为一个生命个体，你和鲁迅的个体进行相遇、对撞。既然是个人阅读那就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个人阅读是带有很大的排他性的，其中有些道理说不清楚。比如说托尔斯泰就最讨厌莎士比亚的作品，莎士比亚的剧作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是无可置疑的，托尔斯泰的地位也是无可比拟的，但是托尔斯泰偏偏就不喜欢莎士比亚，他在文章中把莎士比亚贬的一钱不值，但并不因为托尔斯泰的批评莎士比亚就完了，也不因为托尔斯泰批评了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又不怎么样了。都无所谓，这是个人行为，喜欢鲁迅就喜欢鲁迅，讨厌鲁迅就讨厌鲁迅，不必要讲道理，个人阅读就是纯粹个人性的东西。鲁迅这个人有个特点，正像他对别人爱憎分明一样，别人也对他也爱憎分明，要么爱他爱得要命，要么恨他恨得要死，所以读鲁迅你很难把他排在相当的距离之外，然后客观地来看他，非常难，也许有些人能做到，但我觉得非常难，他要进入你的内心，你也要进入他的内心，然后纠缠成一团，发生灵魂的冲突或者灵魂的共振，这是阅读鲁迅的一个特点，这是由他这个人与文的特性决定的。我说灵魂的冲突或者灵魂的共振，其实更多的是灵魂的冲突，这也是由鲁迅的特点所决定的。《祝福》中的鲁四老爷说祥林嫂不迟不早，偏偏死在这个时候，可见是个“谬种”，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这么说，鲁迅是整个中国话语系统中的一个谬种，如果用学术语言来说，就是一个异端，是另一种不同的声音，一个不和谐的声音。因为鲁迅的著作是对我们的习惯性的思维、习惯性的语言提出挑战。大家知道鲁迅喜欢论战，有许多论敌，其实每一个读者都是他的论敌，更进一步，他自己也是他的论敌。你读他的著作，你突然会觉得，难道可以这样想问题吗？难道可以这样写吗？中学生经常问老师:鲁迅很多文章都不通啊！许多句子都不通啊！中学老师毫无办法，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的许多语言你拿正规的语法来分析就是不通。所以你读他的东西，你觉得不懂，别扭，甚至反感，本能要抵制、拒绝，这是初步阅读鲁迅最早的情感上、心理上的反应，但他的价值也就体现在这里：如果你对自己很不满意，对自己听惯了的话，听惯了的思想，习惯的思维过于凝固化了，你不满意，老这么想你挺别扭，老是这么说话你挺难过，你想冲出你几乎命定了的环境，想突破自己，你最好读鲁迅的东西，你可以听到另外一种声音。你有意的和自己捣捣乱，有意的和鲁迅碰撞一下，这个碰撞有两个结果，一个是自己发生了某种变化，这个变化并不是说你接受了鲁迅的东西，而是由于鲁迅的撞击，你自己激发了内心深处一些被遮蔽的东西，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某些被遮蔽的东西，你自己不自觉，由于鲁迅的撞击这些东西被激发了出来。你和鲁迅产生了共振，这种共振的结果不是说你服从鲁迅，而是你说出自己的新的话，那些潜藏在你内心深处更加深刻的话，所以跟鲁迅发生心的碰撞，其实是对你新的唤醒，对自我的新的发现，你就会发出更加属你自我的一种新的声音。这就意味着，你读鲁迅的作品，却不说他的话，仅在他的启发下，更好地说自己的话，现代青年人的真话。另一个结果就是你拒绝鲁迅，你不能够接受他的作品，不能够接受他的思想，不能够接受他的艺术，于是你和鲁迅摆手，说声“拜拜”，这是很正常的，你不必非读他不可。或许你现在拒绝，再过一段时间某一天你清理自己时，突然又觉得应该读他的作品，那时再去读也不迟。我想这就是一种个体的自由阅读，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正说明读鲁迅作品是要有“缘份”的，你拒绝他的时候就说明你和鲁迅无缘，无缘就各走各的路，天下大得很，可读的书多得很，不必在一棵树上吊死。缘份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心灵的接通，心灵共振。所谓阅读鲁迅，用学术的语言来说，就是“读者作为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凭借自己的悟性或理智，通过鲁迅作品，与同样独立的鲁迅生命个体相遇”，有缘份就相遇，没缘份就不能相遇，两个生命都是独立而自主的。不仅对于鲁迅的著作，对很多作者都存在一个有缘无缘的问题，不知道同学们怎么样，我读作品有两种阅读经验，一种作品我只是想从作品中获得纯粹知识性的东西，我可以有距离的去欣赏，另一种作品，它要进入我的内心世界，我要同它进行心灵的撞击，鲁迅显然属于后者。其实有缘无缘不仅涉及像鲁迅这样现代的经典作家，对古代的经典，也同样存在有缘无缘的问题，这使我想起我在指导研究生的一个经验：曾经有一个学生，他有一天突然对我说：“我在研究鲁迅的《野草》，我发现鲁迅的《野草》和佛教很有关系，老师我要研究佛教”。他征求我的意见，我就说了这样一番话：第一，佛教著作相当难读，你要读佛，就别去看些阐释佛经的小册子，你就直接去原文，什么也别管就这么硬读。第二，你读佛经（不仅指佛经，也包括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有两大难关，或者说有两大危险。首先要读懂就很不容易。这个“读懂”有两个意思，一是读懂字面意思，恐怕现在很多中文系的学生读古文都没有过关。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即使文字懂了也不等于真懂，中国传统文化讲“悟性”，你有没有悟性，你感悟不到，文字搞懂也没用，这就是有缘无缘。读佛经你没有缘份的话是读不进的，你得有缘份，你得“读进去”，读进去以后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你“出不出得来”，佛经和中国传统文化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博大精深，你进入这博大精深的世界以后，就被他征服了。征服意味着什么呢？被他俘虏了，你跳不出去，像如来佛手掌，你跳来跳去跳不出手心，你越读越觉得他了不起，越觉得了不起你就越跳不出来，不知不觉间你成了他的奴隶，那你就完了，你何苦去读呢？所以跳出来更难。记得当年的闻一多先生他先前是学西洋绘画的。开始在青岛大学讲中国古代文学，学生反对他，贴“打倒闻一多”的标语，原因之一就是他于古代文学有隔，学生对他的讲课没有兴趣，闻一多就生气了，他说我就不相信我进不去，于是下决心，画也不画了，天天埋进故纸堆里去，一埋就是十多年，抗战时逃难到云南去时，流传他一个很有名的故事，每到晚上，大学教授喜欢在校园里散步，闻先生老是坐楼上读书，不肯下楼，所以教授就跟他开玩笑，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何妨一下楼”，叫不肯下楼教授。这下就读进去了，于是我们看到许多堪称经典的研究著作。但他正待出来的时候就被国民党的特务杀害了，所以郭沫若在追悼会上致词时说了一段话，说得很沉重：“闻先生有目的地钻了进去，并没有丧失目的地又钻了出来，刚刚钻出来，正有资格‘创造将来’的时候，就牺牲了，这是一个学者的‘千古文章未竟才’的悲剧”。研读中国古代的作品如此，对鲁迅这样的现代文学经典同样如此，也存在一个进不进得去的问题，因为你能不能读懂他，你和他有没有缘，你能不能感悟他的东西，你的心灵能不能和他相通。第二个问题你读了以后能不能跳得出来，“吃”透了，又保留一个完整的自主的自我。这需要更强大的独立、自由的精神力量，更活跃的思想创造力，成为一个深知、真知传统（包括鲁迅传统）又能驾驭它的主人：这才是我们的阅读、研究的目的所在，真价值所在。这对我们每一个读者、研究者都是一个真正的考验。我这里不仅是讲大家，也是说我自己，我也反省我自己，我跟鲁迅的关系到底怎么样，我想大概可以说我进去了，这很难很难，做到进去也很不容易，但是应该坦白的承认，我没有完全出来，当然我努力的想出来，想挣扎着出来，但还是没有完全出来，大家看我的研究鲁迅的著作就可以发现这样一个弱点。这不是你想不想的问题，不是你愿不愿意的问题，而是你能不能做到，你自己有没有更强大的一种思想独立的力量，文化力量。你没有这个就很难出来，我觉得我自己最大遗憾就是在于进去了，没有整体跳出来，也不能说我完全没有跳出来，局部跳出来了一点。我希望在座的同学进去以后能出来。当然对你们来说，眼前最重要的还是先进去，还不是出来的问题。但你得意识到进去不是目的，最终目的是完善自我，获得自我精神的丰富，独立与自由。这一点必须非常明确，我特别要提醒研究生同学：你们一定要过好“进去”与“出来”这两大关，最大危险是失去自我，如果变成一个“书橱”或研究对象的“奴隶”，那你读研究生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这里要跟大家谈谈我的阅读经验。或者说谈谈我怎样和鲁迅发生灵魂的相遇的。我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做《生命的两次相遇》，副标题是“我与鲁迅的《腊叶》”。每个人与鲁迅相遇的途径不一样，机遇不一样，这说起来有点神秘：什么时候因某种机缘你和他相遇了，这是说不清楚的，每个人都不一样，你现在读也许不一定和他相遇，过了很久很久你和他相遇。我是通过鲁迅的《腊叶》这篇文章第一次和他相遇的，而且一生中有两次相遇。我读到鲁迅的第一篇作品就是《腊叶》，那时候我是小学四年级的学生，年纪虽小却是个书呆子，觉得课本不能满足自己，喜欢翻课外的东西。我哥哥当时是大学生，我从他抽屉里翻出一本“文选”，好像是开明书店编的读本，现在记不清了。一看有一篇正好是《腊叶》，是一个叫“鲁迅”的人写的。我就开始读，读了一段，当时我记不清了，但是印象在，就是这一段文字当时打动了我，我现在读给大家听：“他也并非全树通红，最多的是浅绛，有几片则在绯红地上，还着几团浓绿。一片独有一点蛀孔，镶着乌黑的花边，在红，黄和绿的斑驳中，明眸似的向人凝视。”——作为一个小学生，我当然不可能读它的意思， 在我的感觉里只是一团颜色：红的、黄的、绿的颜色中突然跳出一双乌黑的眼睛，在看着我，当时本能的感觉这非常美，又非常奇，更怪，那红、绿、黄色中的黑的眼睛一下子盯着你，你被看得很难受，甚至觉得很恐怖，就这样一种莫名的感觉。但就是这个感觉，在一瞬间留在自己的心上了。以后，长大了，从中学到大学到研究生，慢慢读鲁迅作品，并开始从事鲁迅研究，不知读了多少遍鲁迅著作，对鲁迅的理解也有很多很多的变化，但总是能从鲁迅的作品背后看见这双藏在斑斓色彩中的黑眼睛，直逼着你的心坎，让你迷恋、神往，但同时让你悚然而思，这就是鲁迅著作给我的第一印象。后来我写了很多关于鲁迅著作，但是我从来不提这篇《腊叶》，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第一印象，太神圣了，不能随便翻动，应该把它留在记忆的深处，甚至生命的深处。什么时候才打开这记忆的闸门的呢？那是在前几年，领导布置我一个任务，让我给北大理科学生讲大一语文课，教材由我自己来选编，我当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这篇《腊叶》。于是，为了上课，我又重读了一遍，但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是和鲁迅相遇，只不过按照教师、学者的职业习惯来备课，开始研究这篇文章。我注意到，这篇文章写于1925年12月23号，发表在1926年1月4号。、如果查查鲁迅的日记就可以发现，从1925年9月23至1926年1月5日止这一段时间正是鲁迅肺病发作病重的时候，25年9月23号发病，写在12月23号，26年1月5日病好了，发表时在26年1月4号，写作与发表时间都在鲁迅的病重期间，而且26年1月4号，写作与发表时间都在鲁迅的病重期间，而且26年1月4号发表到36年10月19号，鲁迅真的离开了这个世界，据说当时医生对他说，你这个中国人实在很顽强，按照一般的情况，你早在10年前就已死了，也就说在写《腊叶》的时候，鲁迅正面临着死亡的威胁，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鲁迅写《腊叶》，是留给后人的遗言。所以他在文章中说，希望“爱我者”，想保存我的人不要再保存我。这也就是说《腊叶》是鲁迅最具个人性的一个文本，是作为一个个体生命，在面对生命终结的时候，一次生命的思考。意识到这一点，我的心突然一动：我自己就已经是60岁的人了，也开始走人生的最后一程了，那也就是说我在小学四年级，在人生开始的时候和《腊叶》相遇，在60岁，走向人生最后一个历程的时候又和鲁迅的《腊叶》相遇。这是在人生的起点和终点和鲁迅的一篇作品发生两次相遇。现在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遍《腊叶》—— “灯下看《雁门集》，忽然翻出一片压干的枫叶来。（这“压干”两个字给你什么感觉？） 这使我记起去年的深秋。（这“深秋”既是自然的季节，也是人的生命季节）。繁霜夜降，木叶多半凋零，庭前的一株小小的枫树也变成红色了。（注意，“繁霜夜降，木叶凋零”，鲁迅不说“树叶”说“木叶”，记得林庚先生专门写过文章叫《说“木叶”》，一想到木叶，就给人以生命的质感和沧桑感。）我曾绕树徘徊，细看叶片的颜色，当他青葱的时候是从没有这么注意的。（当你注意到它颜色的时候，一定是它的生命快要结束了，于是你徘徊，细看。在青葱的时候，在生命旺盛的时候，你是不会注意这一切的，因为你觉得这是正常的，而一旦注意到了，去“绕树徘徊”时，就别有一番心境，这些地方都要细心体会。）他也并非全对通红，最多的是浅绛，有几片则在绯红地上，还带着几团浓绿。（你看这颜色：浅绛、绯红、浓绿，多鲜艳的一种颜色。但是）一片独有一点蛀孔，镶着乌黑的花边，在红，黄和绿的斑驳中，明眸似的向人凝视。我自念：这是病叶啊！（注意这“病叶”，这颜色，这红的、绿的，黄的生命的灿烂颜色同黑色的生命死亡的颜色是并置在一起的，这是生和死的一种并置。）便将他摘了下来，夹在刚才买到的《雁门集》里。大概是愿使这将坠的被蚀而斑斓的颜色，暂得保存，不即与群叶一同飘散罢。（尽管病了，但希望这生命能够保存下来，这是“爱我者”，喜欢他的人的想法，希望把这个“病叶”保存下来。） 但今夜他却黄蜡似的躺在我的眼前，（颜色变了，一种蜡黄色，是接近死亡的颜色；而一个“蜡”字却使你想起了“蜡炬成灰泪始干”这样的诗句。）那眸子也不复似去年一般灼灼。假使再过几年，旧时的颜色在我记忆中消去，怕连我也不知道他何以夹在书里面的原因了。（这生命最后就要消失了。）将坠的病叶的斑斓，似乎也只能在极短时中相对，更何况是葱郁的呢。（是和“斑斓”但却是“将坠”的病叶默默“相对”：这里涌动的是怎样的心绪呢？）看看窗外，很能耐寒的树木也早已经秃尽了；枫树更何消说得。（注意“说得”，古人说“好一个愁字了得”，请体会这“得”字给你的感觉。）当深秋时，想来也许有和这去年的模样相似的病叶的罢，但可惜我今年竟没有赏玩秋树的余闲。（这话是说给“爱我者”听的：我这“病叶”迟早要死的，没有必要来赏玩我，没有必要把我保护下来，因为没有这样的余闲，最后人们是要忘却的。） 这篇文章写的正是生命的深秋的季节，但却如此的灿烂，乌黑的阴影出现在红、黄和绿的斑驳中，这是生和死的并置和交融，这使我想起鲁迅在《野草》中说过一段话：“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死亡的生命已经朽腐。我对于这朽腐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还非空虚，……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这是典型的鲁迅式的思想：因死亡而证实生命的存在，因死亡才证实了生命的意义，生命之美也包括死亡之美，或者说死的灿烂正是出于生命之美和爱。为什么说小时候那红绿当中乌黑的眼光看着我使我悚然而思呢？我们现在可以做理性的分析，这是因为它示显了灿烂的死和灿烂的生互相渗透，互相映照，互相交融、并置，这时我才懂得在人生起端和终途，我和《腊叶》两次相遇，这大概就是缘份吧：“我将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但是反过来想，又产生了一个问题：我和鲁迅相遇有两次，第一次它完全是一种直观的感觉，是对语言和生命意识的一种直观的朦胧的感悟。第二次相遇是理性的分析，是对意义的追问，这两种方式哪一个更有意义？哪一个更好？我说不上来，或者说可以互补吧。这说明与鲁迅的生命相遇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可以是一种直感，也可以是理性分析式的。我自己感觉到，这种直感恐怕是基础，首先你要有一种朦胧的感觉，然后才有理性分析，有时候理性分析反而会将直感简化，因为直感它是更丰富的，理性分析要抽象出一些东西，我们现在搞文学研究的人喜欢理性分析，这是肯定需要的，但那种感悟，那种朦胧的把握可能是更重要的。这里说的是说我自己同鲁迅相遇的生命经验，带有很强的个人性，并不是大家都需要这样，你们应该找到自己的渠道去和鲁迅相遇。我们这一代人差不多是通过文革才体验到鲁迅，文革之前都读不懂鲁迅，经过那场灾难，进入绝望的境地，这才找到了鲁迅，与他相遇。而我最近一次与鲁迅相遇，却是在这次大病中，也是有了一种绝望的生命体验。这门课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次相遇的生命记录。人在春风得意、自我感觉良好时大概是很难接近鲁迅的，人倒霉了，陷入了生命的困境，充满了困惑，甚至感到绝望，这时就走近鲁迅了：不知道这是不是与鲁迅的特点有关？——当然，这或许只是我们这一代的经验，不知道你们这一代会用什么方式，在什么时刻，什么瞬间，和鲁迅相遇。我们这门课就是要帮助同学们找到自己和鲁迅心灵交流的渠道，和鲁迅一起发生生命的相遇。但我已经说过，你听完课，也读了鲁迅作品，很可能仍然找不到感觉，那也不要紧：这都是可遇不可求的。 以上是我的开场白，如果加个题目，就叫做：“与鲁迅生命的相遇”。 附：本讲参考书（篇）目 王彬彬：《鲁迅晚年情怀》，上海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 注一：黎湘萍：《是莱谟斯，还是罗谟鲁斯？——从海峡两岸“走近鲁迅”的不同方式谈起》，载《收获》２０００年３ 期 注二：萧红：《回忆鲁迅先生》，收《鲁迅回忆录》（散篇，中册），７３８页，北京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 #2 闲话鲁迅（二）：第一讲：人间至爱者为死亡所捕获 闲话鲁迅（二）：第一讲：人间至爱者为死亡所捕获 （２００１年２ 月２１日、２８日讲） 我们阅读鲁迅，先引导大家读1936年的鲁迅和他的作品：从鲁迅生命的终点读起，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读法。而且我有一个设想，就是讲得比较形象，比较感性，这也是这些年来我自己的一个学术追求，就是所谓触摸历史，回到历史现场，所以我要讲的是1936年这一年的鲁迅，他的生活、著作、他的心情、心理等等。 那么，就从一件小事，从一个细节说起吧。这是萧红的回忆：在鲁迅重病的时候，他不看报，也不看书，只是安静的躺着，但是有一张小画，放在床边，却是不断地翻着，看着。这是一幅什么画呢？很小的一张苏联画家着色的木刻，和纸烟包里抽出的画片差不多。那上面画着一个穿大长裙子飞散着头发的女人在大风里边跑，在她旁边的地面上，还有小小的红玫瑰花的花朵。2 我们再想像这幅画：长裙子……飞散着头发……女子……风……奔跑……，一朵小小的玫瑰花……。你的内心有什么感觉？我是受到了很大的震动的：鲁迅离开这个世界时，他的心里盛着的竟是这样一幅画！鲁迅为什么这么喜欢这幅画呢？萧红说她问过许广平，许广平说她不知道鲁迅为什么常常看这小画。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在1936年这一年，鲁迅和绘画有着特别密切的关系。 我们可以根据鲁迅的书信、日记与有关回忆录，作这样一个排列： 1月28号，这一天鲁迅写了凯绥·珂勒惠支的版画的选集的序目，并且亲自设计发行广告。 ２月，苏联版画展览会由南京移至上海展出，鲁迅写了《记苏联版画展览会》。 ３月，鲁迅正在病中，他作了《〈城与年〉插图本小引》。《城与年》是苏联作家斐定写的一部小说，由著名版画家尼古拉．亚力克舍夫作插画，鲁迅在《小引》中为画家的早逝感到“悲哀”，并且表示：“和我们的文艺有一段因缘的人，我们是要纪念的”。 3月16号，鲁迅为他自己编印的《死魂灵百图》写的广告发表在《译文》新１ 卷第１ 期。 4月7号，鲁迅身体稍微好一点，专门跑到良友图书公司编辑部去审定《苏联版画集》的作品。据当事者回忆，鲁迅“对每幅版画都细细的玩味，先放近前看，然后又放远看。有时脸上浮起一阵满意的笑容；有时凝神静思，长久地默不做声……”3 4月，在《写于深夜里》一文中，再一次提到了珂勒惠支的画是如何传入中国。 5月15号以后，鲁迅就长卧不起了。但在6月份的时候，在病中的鲁迅没有力气写文章，仍然口述《〈苏联版画集〉序》，由许广平记录。《序》中说：“这一个月来，每天发热，发热中也有时记起了版画。” 7月份，《死魂灵百图》由鲁迅出资，以三闲书屋名义出版。 8月３１日，鲁迅专门托内山完造给在柏林的武者小路实笃写信并寄《珂勒惠支版画选集》一本，请他转送给珂勒惠支本人。 10月8号，鲁迅参观“中华全国木刻第二回流动展览会”——这是他最后一次出现在公开场合。4 可以说绘画是伴随着鲁迅生命最后一程，甚至是最后一刻的。其实鲁迅一生都跟绘画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或许我们正可以从这个角度来切入，来探寻鲁迅的艺术世界与内心世界。 大家可能会注意到，在1936年鲁迅有关绘画的活动当中，他提到最多的是珂勒惠支的绘画。珂勒惠支这个画家非常重要，可能大家不熟悉，这是一位德国的女版画家，鲁迅于她有极强的共鸣。我们看一看，鲁迅是怎样评价、怎样介绍珂勒惠支的画的。 鲁迅在《〈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序目》这篇文章里面，对珂勒惠支的画一幅一幅地作了讲解。欣赏珂勒惠支的画是“进入鲁迅”的很重要的一个途径；现在请大家一边看图片，一边听鲁迅的介绍—— “《自画像》。……这是作者从许多版画的肖像中，自己选给中国的一幅，隐然可见她的悲悯，愤怒和慈和”。 “《穷苦》。……我们借此进了一间穷苦的人家，冰冷，破烂，父亲抱一个孩子，毫无方法的坐在屋角里，母亲是愁苦的，两手支头，在看垂危的儿子，纺车静静的停在她的旁边。” “《死亡》。……还是冰冷的房屋，母亲疲劳得睡去了，父亲还是毫无方法的，然而站立着在沉思他的无法。桌上的烛火尚有余光，‘死’却已经近来，伸开他骨出的手抱住了弱小的孩子。孩子的眼睛张的极大，在凝视我们，他要生存，他至死还在希望人有改革运命的力量。” “《耕夫》。……这里刻划出来的是没有太阳的天空之下，两个耕夫在耕地，大约是弟兄，他们套着绳索，拉着犁头，几乎爬着的前进，像牛马一般，令人仿佛看见他们的流汗，听到他们的喘息。后面还该有一个扶犁的妇女，那恐怕总是他们的母亲了。” “《凌辱》。……男人们的受苦还没有激起变乱，但农妇也遭到可耻的凌辱了；她反缚两手，躺着，下颏向天，不见脸。死了，还是昏着呢，我们不知道。只见一路的野草都被蹂躏，显着曾经格斗的样子，较远之处，却站着可爱的小小的葵花。” “《磨镰刀》。……这里就出现了饱尝苦楚的女人，她的壮大粗糙的手，在用一块磨石，磨快大镰刀的刀锋，她那小小的两眼里，是充满着极顶的憎恶和愤怒。” “《反抗》。……谁都在草地上没命的向前，最先是少年，喝令的却是一个女人，从全体上洋溢着复仇的愤怒。她浑身是力，挥手顿足，不但令人看了就生勇往直前之心，还好像天上的云，也应声裂成片片。她的姿态，是所有名画中最有力量的女性的一个。也如《织工一揆》里一样，女性总是参加着非常的事变，而且极有力，这也就是‘这有丈夫气概的妇人’的精神。” “《妇人为死亡所捕获》。……‘死’从她本身的阴影中出现，从背后来袭击她，将她缠住，反剪了；剩下弱小的孩子，无法叫回他自己的慈爱的母亲。一转眼间，对面就是两界。‘死’是世界上最出众的拳师，死亡是现社会最动人的悲剧，而这妇人则是这全作品中最伟大的一人。” “《面包！》。……饥饿的孩子的急切的索食，是最碎裂了做母亲的心的。这里是孩子们徒然张着悲哀，而热烈地希望着的眼，母亲却只能弯了无力的腰，她的肩膀耸了起来，是在背人饮泣。她背着人，因为肯帮助的和她一样的无力，而有力的是横竖不肯帮助的。她也不愿意给孩子们看见这是剩在她这里的仅有的慈爱。” 最后一幅画：“《德国的孩子们饿着！》。……他们都擎着空碗向人，瘦削的脸上的圆睁的眼睛里，炎炎的燃着如火的热望。谁伸出手来呢？这里无从知道。” 这里，珂勒惠支的画与鲁迅的文字已经融为一体，这是东西方两个伟大民族的伟大生命的融合，是世界上最强有力的男性与同样强有力的女性生命的融合，是真正具有震撼力的。在我看来，这是继《野草》以后最有鲁迅式的魅力的文字，却不被人们所注意，这真是奇怪而令人遗憾的事。 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这位德国女画家在鲁迅心目中的地位——这是他终于找到的可以与之进行真正艺术家之间的对话的精神姐妹。 鲁迅如是说：“在女性艺术家之中，震动了艺术界的，现在几乎无出于凯绥·珂勒惠支之上的——或者赞美，或者攻击，或者又对攻击给她以辩护。” 鲁迅引用罗曼·罗兰的话，说“凯绥·珂勒惠支的作品是现代德国的最伟大的诗歌，它照出穷人与贫民的困苦和悲痛。这有丈夫气概的妇人，用了阴郁和纤秾的同情，把这些收在她的眼中，她的慈母的腕里了。这是做了牺牲的人民的沉默的声音。” 鲁迅说：“只要一翻这集子，就知道她以深广的慈母之爱，为一切被侮辱和损害者悲哀，抗议，愤怒，斗争；所取的题材大抵是困苦，饥饿，流离，疾病，死亡，然而也有呼号，挣扎，联合和奋起。”5 鲁迅在《写于深夜里》这篇文章里还深情地回忆到：在柔石牺牲以后，想到“他那双目失明的母亲，我知道她一定还以为她的爱子还在上海翻译和校对”，就选了一幅珂勒惠支的画，刊登在《北斗》杂志上，算是“无言的纪念”：“是一个母亲，悲哀的闭了眼睛，交出她的孩子去”——这是最早介绍到中国来的珂勒惠支的作品。鲁迅说她的作品里，有着“一切‘被侮辱和被损害的’的母亲的心的图像。这类母亲，在中国的指甲还未染红的乡下，也常有的，然而人往往嗤笑她，说做母亲的只爱不中用的儿子。但我想，她是也爱中用的儿子的，只因为既然强壮而有能力，她便放了心，去注意‘被侮辱的和被损害的’孩子去了。”鲁迅还说，“有了这画集，就明白世界上其实许多地方都还存在着‘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是和我们一气的朋友，而且还有为这些人们悲哀，叫喊和战斗的艺术家。” 鲁迅在《死》这一文章里还这样介绍了史沫德黎女士对珂勒惠支的介绍：她的作品“有两大主题支配着，她早年的主题是反抗，而晚年的却是母爱，母性的保障，救济，以及死。而笼照于她所有的作品之上的，是受难的，悲剧的，以及保护被压迫者深切热情的意识。” 鲁迅他的心是和珂勒惠支相通的。可以说鲁迅对珂勒惠支的评价，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他自己的夫子自道，是他的自我定位。我想我们是可以这样来评价鲁迅的：他同样是一位以巨大的爱，为被侮辱的和被损害者“悲哀、叫喊和战斗的艺术家”。而且，他的作品的风格，也同样是“虽有憎恶和愤怒，而更多的是慈爱和悲悯”。请注意这一评价：愤怒，慈爱和悲悯。——我们往往注目于愤怒的鲁迅，却忽略了悲悯和慈爱的这一面。作为愤怒的鲁迅，也正像他所称赞的珂勒惠支的作品一样，充满了一种力的美，用鲁迅的话来说，是一种动人的力：能打动人的心，震撼人的灵魂。在另一方面，正像有的研究者说的那样，我们读鲁迅的作品，常常感觉到有一种佛的广阔的胸怀与悲悯，因为他是为整个人类的被压迫者、弱小者进行搏斗的。6 我想这种感觉是有道理的，鲁迅是把这种悲悯的情怀，和尼采的那样的生命的强者的力量融合在一起的，这大体上也可以概括鲁迅的风格，人的风格与作品的美学风格。 同样，史沫德黎对于珂勒惠支的作品的主题的概括，也适用于鲁迅：反抗，爱与死。或者借用鲁迅对珂勒惠支作品的描述：“人间至爱者”“为死亡所捕获”——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鲁迅作品的母题，象征和缩影，而且鲁迅自己就是“人间至爱者”当中的一个，鲁迅可以说是把最大的爱的热烈和死的冷峻两个极端交织在一起，这构成鲁迅的性格特征，也构成鲁迅的心理特征。我们在“开场白”里所说的《腊叶》给我们的感觉，那红的，绿的，绛色的，斑斓色彩中那双黑色的眼睛，其实就是爱和死的外化。这形象是高度浓缩了，象征了鲁迅的整个的艺术，他的人格，他的思想，他的性格，他的感情以及他的作品的风格，现在回过头来想想，这最初的“第一感”其实是直逼鲁迅的本体的。 这里我还想讲一点，鲁迅对绘画的爱好或者修养其实也是反映鲁迅的本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他对“美”的特殊的敏感，对美的沉湎，美的沉醉，美的趣味，美的鉴赏力。这表现鲁迅作为真正的艺术家的本质。可能因为他的思想家的特点太突出了，人们往往注目于作为思想家的鲁迅，而常常忽略了鲁迅艺术家的天性。其实只要看看《野草》这样的作品，你就可以感觉到鲁迅的艺术家气质：不仅是绘画，还有音乐，极强的音乐感，这也是我们长期所忽略的，在以后的讲课中，我还会展开这个问题。这文字与绘画、音乐的相通，是显示了作为艺术家的鲁迅的特点的。我猜想，这就是为什么鲁迅临死时候，他会喜欢那幅画，那个披着长头发的，穿着长裙子的在风中奔跑的女孩，那是美的象征，爱的象征，健全的活的生命的象征。鲁迅生命最深处是这个东西，这是鲁迅的“反抗”的底蕴所在。 我还想向大家推荐《鲁迅全集》的《集外集》里的系列文章，19２９年鲁迅在编《朝花》周刊时，引荐了很多西方、日本和俄国的现代绘画，先后写了《近代木刻选集》（１）、（２）的“小引”、“附记”，《〈路谷虹儿画选〉小引》、《哈谟生的几句话》，《〈比亚兹莱画选〉小引》、《〈新俄画选〉小引》等文，这样一些美术评论，不仅显示了鲁迅极高的艺术的鉴赏力，而且可以看出他对现代美术、现代艺术有非常精到的见解，我们正可以从这一角度切入，来了解鲁迅作品的现代性，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研究课题，我就不讲了，同学们有兴趣可以自己去看，去研究。 我现在要说的是，“人间至爱者为死亡所捕获”这一命题的另一个意义：1936年对于鲁迅，就是这样一个“人间的至爱者”逐渐“为死亡所捕获”的生命流程。 前面我们曾经说到，鲁迅在这一年一再谈到珂勒惠支的画作是“一切‘被侮辱和被损害的’的母亲的心的图像”，并且说“这类母亲，在中国的指甲还未染红的乡下，也常有的”，在鲁迅看来，在现代文明还没有冲击到的中国农村，正是保留着出于天性的“母爱”，这正是他在１９３６年重病中频频想到的。据冯雪峰回忆，鲁迅离世之前曾经表示过想写一组文章，编成一本他称之为“诗的散文”的集子，而且已经写出几篇，像《这也是生活》、《死》、《女吊》等等。在写出《女吊》后，他就表示：“这以后我将写母爱了。我以为母爱的伟大真可怕，差不多是盲目的。”7 “盲目”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出于本性。其实鲁迅早在五四时期所写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这篇文章里就已经提出这样一个观点：针对父母有恩于子女的传统观念，他提倡一种出于生物的天性的爱，称之为“生物学的真理”，并且说：“一个村妇哺乳婴儿的时候，决不想到自己正在施恩；一个农夫在娶妻的时候，也决不以为将来要放债”，这是一种“离绝了交换关系利害关系的爱”，是出于人的本能的爱。鲁迅说：“我现在心以为然的，便只是爱”，而且他提出“觉醒的人，此后应将这天性的爱，更加扩张，更加醇化；用无我的爱，自己牺牲于后起的新人”，据此而提出了“以幼者弱者为本位”的新的伦理观。而现在，在鲁迅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仍然念念不忘保留在“指甲还未染红的乡下”的天性的“盲目”的母爱，特别是“被压迫被凌辱的人”的母亲的爱。由此可以看出，鲁迅思想中是存在着一些一以贯之的东西的，构成了鲁迅内在的生命发展线索。前面我们说鲁迅是“一位以巨大的爱，为被侮辱和被损害者‘悲哀，叫喊和战斗的艺术家’”，这绝不是偶然的。这是我们在考察鲁迅的生命历程时，要特别注意的。 在这一年里，鲁迅还有一篇也是写爱、也同样具有震撼力的文章，这就是我在很多场合都向同学们介绍过的《我要骗人》。文章说，一个冬天早晨，我刚要跨进大门，被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子捉住了（这个“捉”很有意思），是小学生，是要募集水灾捐款，“因为冷，连鼻子尖也冻得通红。我说没有零钱，她就用眼睛表示了非常的失望。”其实鲁迅说没有零钱当然是事实，另一方面鲁迅心里很明白，这种捐款是没有意义的，捐来的钱，“是连给水利局的老爷买一天的烟卷也不够的”，那是骗人的东西。但是一看见这小女孩，露出非常失望的神色，“我觉得对不起人”，就带她进入电影院，买了门票以后，付给她一块钱，而这小女孩“这回是非常高兴了，称赞我道：‘你是好人’，还写给我一张收条。只要拿着这收条，就无论到哪里，都没有再出捐款的必要。”这小女孩走了，“于是我，就是所谓‘好人’也轻松的走进里面”，看电影去了。但是看着看着，“心情又立刻不舒服起来，好像嚼了肥皂或是什么一样。”为什么？因为骗了这孩子。为什么要骗？因为“我不爱看人们的失望的样子。倘使我那八十岁的母亲，问我天国是否真有，我大约是会毫不踌蹰，答道真有的罢。然而这一天的后来的心情却不舒服。好像是又以为孩子和老人不同，骗她是不应该的，想写一封公开信，说明自己的本心，去消释误解，但又想到横竖没有发表之处，于是终止了……”——这里的感情是非常复杂的：无论对母亲，对这小女孩，鲁迅都充满了爱，他爱她们，因此不愿意让她们失望，因为爱，所以说谎；但又为骗了最爱的人而谴责自己，心里永远不得安宁；想公开说明，又解释不清楚；希望有一天大家不要欺骗，但又明白，这一天不会来，“还不是披沥真实的心的时光”：终于痛苦地写下了“我要骗人”这四个字。爱与欺骗，真实与说谎，这些东西就这样纠缠在一起，不是那种单一的，因而不免是轻飘飘、甜腻腻的爱，而是复杂的，充满了矛盾，充满了沉重的深刻的爱。这就使我们想起了鲁迅《野草》里那篇《颓败线的颤动》。一位伟大的母亲，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孩子，为了使他们免于饥饿，不惜出卖肉体；但子女长大了，竟为母亲感到羞耻，于是把她赶出家门，连孙子也对她高声喊“杀”。被亲人放逐的母亲，走到了旷野里，“她赤身露体地，石像似的站在荒野的中央”，她想起了一切，“又于一刹那间将一切并合：眷恋与决绝，爱抚与复仇，养育与歼除，祝福与咒诅……”。我们一般讲“爱”，都单讲眷恋，爱抚，养育，祝福；而在鲁迅的笔下，在伟大的母亲的情感世界里，眷恋与绝决，爱抚与复仇，养育与歼除，祝福与诅咒，这看似对立的两种情感、两种心理却是相互纠缠为一体的。这位母亲正是以这样一种爱和恨的复合与纠缠，“举两手尽量向天，口唇间漏出人与兽的，非人间所有，所以无词的言语”。在某种程度上，鲁迅的作品正是“无词的言语”，里面蕴含着鲁迅式的爱，或者如鲁迅自己所说，是“爱憎不相离”——这里，情感的多层性，大爱与大憎的相互搏斗，渗透与补充，无序的纠缠与并合，自会产生一种丰厚、繁复，撕裂般的感情力量。我们可以想见，在鲁迅生命的最后流程中，纠缠于心的正是这样一种情感。 注： 一，赵家璧：《记鲁迅先生选苏联版画》，收《鲁迅回忆录》（散篇，下册），１０４３页，北京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 二，参看《鲁迅年谱》（增订本）第４ 卷“１９３６年”部分，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三，鲁迅：《〈凯绥．柯勒惠支版画选集〉序目》，收《鲁迅全集》６ 卷，４７０——４７１页，４７０页，４７１——４７２页，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 四，孙郁：《鲁迅与周作人》 五，冯雪峰：《鲁迅先生计划而未完成的著作》，《雪峰文集》４ 卷，１７页，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 闲话鲁迅（三） 鲁迅的“爱”，不仅有深刻的一面，更有平凡的一面，更多的是出自于一个普通人的爱，出于人的天性的爱。 我先给大家念一封信，是鲁迅1936年1月8 号写的—— 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一月四日来信，前日收到了。孩子的照相，还是去年十二月廿三寄出的，竟还未到，可谓迟慢。不知现在已到否，殊念。 酱鸡及卤瓜等一大箱，今日收到，当分一份出来。明日送与老三去。（这是他弟弟周建人） 海婴是够活泼的了，他在家里每天都要闯一两场祸，阴历年底，幼稚园要放两礼拜假，家里的人都在发愁。但有时是肯听话，也讲道理的，所以近一年来，不但不挨打，也不大挨骂了。他只怕男一个人，但又说，男 打起来，声音虽然响，却不痛的。 上海只下过极小的雪，并不比去年冷，寓里却已经生了火炉了。海婴胖了许多，比去年又长了一寸光景。男及害马（指许广平）亦均好，请勿念。 紫佩生日（当年的老同学老朋友），当由男从上海送礼去，家里可以不必管了。 专此布达，恭请 金安。 男 树 叩上 广平及海婴同叩 一月八日1 请注意这封信的称谓：上书“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下署“男 树 叩上 广平及海婴同叩。”这是典型的中国传统的书信形式。你读这封信，会觉得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就好像我们的一个邻居，姓周，名树人的中年人给他的母亲写信。如果你心里怀着“这是大文豪鲁迅写的”的想法，去揣摩其中的微言大义，那就糟了，你就不能进入鲁迅。只有用平常心，把他看成最普通的人，我们也许才能接近最真实的鲁迅的世界。 作为人之子，鲁迅爱他的母亲；作为人之父，他爱他的儿子：一切就是这样平平常常。我们不妨再来看看鲁迅是如何讲他的儿子的，看他和海婴的关系——我们知道鲁迅是五十岁得子，在中国传统中“五十得子”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所以鲁迅专门有一张和海婴的合影照片，特意写着“五十岁和一岁”。鲁迅在给家人、朋友的信中，一谈起海婴，就别有一番情趣—— “他大约已认识了二百字，曾对男说，你如果字写不出来了，只要问我就是”。2 “……真无怪男的头发要花白了。一切朋友和同学，孩子都已二十岁上下，海婴每一看见，知道他是男朋友的儿子，便奇怪的问道：他为什么会这样大呢？”。3 “先前有男的朋友送他一辆三轮脚踏车，早已骑破，现在正闹着要买两轮的，大约春假一到，又非报效他十多块钱不可了”。4 “海婴很好，……冬天胖了一下，近来又瘦长起来了。大约孩子是春天长起来，长的时候，就要瘦的。”5 “海婴已以第一名在幼稚园毕业，其实不过‘山中无好汉猢狲称霸王’而已。”6 我想，在座的每一个人，无论你作为人之父（母），还是人之子（女），读到这样的信，都会发出会心的微笑。这里的充满幽默感的文字会让我们的心变热变软，它唤起我们许多温馨的回忆：关于你和你的父母，关于你和你的孩子……。鲁迅正是我们中的一员，他和我们一起享受着人间的天伦之乐……。 正是因为这个，对鲁迅来说，他只要回到自己的家庭中，回到自己的妻子儿子当中，或者回到自己的朋友中间，回到日常生活中间，他就感到一种少有的轻松，自适。平常我们看见的是一个披甲带盔的，有着外在与内在的紧张的鲁迅，回到家庭与日常生活中，就脱下来了，显出了更平常、也更真实的本相。于是，我们发现，对人的日常生活的眷恋，构成了鲁迅在他的最后日子里的精神世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在《“这也是生活”……》这篇文章里，他这样谈到重病中的生命体验—— “有一些事，健康者或病人是不觉得的，也许遇不到，也许太微细。到得大病初逾，就会经验到…… “（大病中）我的确什么欲望也没有，似乎一切都和与我不相干，所有的举动都是多事，我没有想到死，但也没有觉得生；这就是所谓‘无欲望状态’，是死亡的第一歩。曾有爱我者因此暗中下泪；然而我有转机了，我要喝一点汤水，我有时也看看四近的东西，如墙壁，苍蝇之类，此后才能觉得疲劳，才需要休息。 …… “有了转机之后四五天的夜里，我醒来了，唤醒了广平。 ‘给我喝一点水。并且去开开电灯，给我看来看去的看一下。’ ‘为什么？……’她的声音有点惊慌，大约以为我在讲昏话。 ‘因为我要过活。你懂得么？这也是生活呀。我要看来看去的看一下。” ‘哦……’她走起来，给我喝了几口茶，徘徊了一下，又轻轻的躺下了，不去开电灯。 我知道她没有懂得我的话。 街灯的光穿窗而入，屋子里显出微明，我大略一看，熟识的墙壁，壁端的棱线，熟识的书堆，堆边的未订的画集，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存在着，我在生活，我将生活下去，我开始觉得自己更切实了，我有动作的欲望——但我不久又坠入了睡眠。” 有了这一次“由死回生”的体验，鲁迅对生命与生活有了新的体悟—— “……熟识的墙壁，熟识的书堆，……这些，在平时，我也是常看它们的，其实是算作一种休息。但我们一向轻视这等事，纵使也是生活的一片，却排在喝茶搔痒之下，或者简直不算一回事。我们所注意的是特别的精华，毫不在枝叶。给名人作传的人也大抵一味铺张其特点，李白怎样做诗，怎样耍颠，拿破仑怎样打仗，怎样不睡觉，却不说他们怎样不耍颠，要睡觉。其实一生中专门耍颠或不睡觉，是一定活不下去的，人之有时能耍颠 和不睡觉 就因为倒是有时不耍颠和也睡觉的缘故。然而人们以为这些平凡的都是生活的渣滓，一看也不看。 …… 删夷枝叶的人，决定得不到花果。” 这一段文字也是非常感人的，这里表达的是鲁迅对于人的最普通最平凡的生活的渴望，珍惜和眷恋。鲁迅在生命快要结束的时候，最珍爱的就是这样一种生的欢乐，而且是人的日常生活中的看似平淡却格外浓郁的欢乐。正是从这里，我们可以感觉到，作为地之子的鲁迅，他和真实的生活在这个土地上的普通人之间的血肉联系。他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正像他的一首诗中所说的：“心事浩茫连广宇”，这都高度浓缩了鲁迅生命的最后一刻的心情。让我们一起来体味这句话：“我存在着，我在生活，我将生活下去。”这里讲的是存在的美，讲的是生活的美。人存在的本身这就是意义，这就是美。可以说，鲁迅的生命最后是要回归到大地上普普通通的人群的“存在”与“生活”中去的。 这使我们想起了鲁迅一生中创作的两次高潮。而这两次高潮都和病与死亡有关。两次高潮当中，他都要回忆自己的家乡。第一次是1926年鲁迅写《野草》《朝花夕拾》的时候，上次我们讲《腊叶》曾谈到当时他也是大病一场，面对死亡。《朝花夕拾》里面，在我看来最感人的，就是那篇《阿长与〈山海经〉》最后一句话：“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的怀里永安她的魂灵”，在某种意义上他是在为自己招魂，他要让自己的灵魂在仁厚黑暗的地母的怀里永安。到了1936年，他再一次面对死亡的威胁，再一次出现了创作高峰，再一次回忆他的家乡，童年，而且已经写出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女吊》，一篇是《我的第一个师父》。这些年我们比较多的谈《女吊》，却忽略了《我的第一个师父》，这是不应该的。我们今天就来读读这一篇—— “……我生在周氏是长男，‘物以希为贵’，父亲怕我有出息，因此养不大，不到一岁，便领到长庆寺里去，拜了一个和尚为师了。拜师是否要贽见礼，或者布施什么的呢，我完全不知道。只知道我却由此得到一个法名叫作‘长庚’，后来我也偶尔用作笔名，并且在《在酒楼上》这篇小说里，赠给了恐吓自己的侄女的无赖。…… ……我至今不知道（我的师父）他的法名，无论谁，都称他为‘龙师父’，痩长的身子，痩长的脸，高颧细眼，和尚是不应该留须的，他却有两绺下垂的小胡子。对人很和气，不教我念一句经，也不教我一点佛门规矩；他自己呢，穿起袈裟来做大和尚，或者戴上毗卢帽放焰口，……是庄严透顶的，……其实——自然是由我看来——他不过是一个剃光了头发的俗人。 因此我又有了一位师母，就是他的老婆。……不过我的师母在恋爱故事上，却有些不平常。……听说龙师父在年青时，是一个很漂亮能干的和尚，交际很广，认识各种人。有一天，乡下做社戏了，他和戏子相识，便上台替他们去毃锣，精光的头皮，簇新的海青，真是风头十足。乡下人大抵有些顽固，以为和尚是只应该念经拜忏的，台下有人骂了起来。师父不甘示弱，也给他们一个回骂。于是战争开幕，甘蔗梢头雨点似的飞上来，有些勇士还有进攻之势，‘彼众我寡’，他只好退走，一面退，一面一定追，逼得他又只好慌张的躲进一家人家去。而这人家，又只有一位年青的寡妇。以后的故事，我也不甚了然了，总而言之，她后来就是我的师母。 …… 因此我有了三个师兄，两个师弟。……三师兄比我恐怕要大十岁，然而我们后来的感情是很好的，我常常替他担心。还记得有一回，他要受大戒了……在剃得精光的囟门上，放上两排艾绒，同时烧起来，我看总不免要叫痛的。……然而我师父究竟道力高深，他不说戒律，不谈教理，只在当天大清早，叫了我的三师兄去，厉声吩咐道：‘拼命熬住，不许哭，不许叫，要不然，脑袋就炸开，死了！’这一种大喝，实有比什么《妙法莲花经》或《大乘起信论》还有力，谁高兴死呢？…… 出家人受了大戒，从沙弥升为和尚正和我们在家人行过冠礼，由童子而为成人相同。成人愿意‘有室’，和尚自然也不能不想到女人。…… 我那时并不诧异三师兄在想女人。而且知道他所理想的是怎样的女人。人们也许以为他想的是尼姑罢，并不是的，和尚和尼姑‘相好’，加倍的不便当。他想的乃是千金小姐或少奶奶…… 后来，三师兄也有了老婆，出身是小姐，是尼姑。还是‘小家碧玉’呢，我不明白，他也严守秘密，道行远不及他的父亲了。这时我也长大起来，不知道从那里，听到了和尚应守清规之类的古老话，还用这话来嘲笑他，本意是在要他受窘。不料他竟一点不窘，立刻用‘金刚怒目’式，向我大喝一声道： ‘和尚没有老婆，小菩萨那里来！？’ 这真是所谓‘狮吼’，使我明白了真理，哑口无言，我的确早看见寺里有丈余的大佛，有数尺或数寸的小菩萨，却从來没有想到他们为什么有大小。经此一喝。我才彻底的省悟了和尚有老婆的必要，以及一切小菩萨的来源，不再发生疑问。 …… 我的师父，在约略四十年前已经去世：师兄们大半做了一寺的主持：我们的交情是依然存在的，却久己彼此不通消息。但是我想，他们早己各有一大批小菩萨，而且有些小菩萨又有小菩萨了。” 你看这文章多妙啊。到了８０年代，汪曾祺写了《受戒》，也曾经轰动一时，但现在看起来，还是鲁迅的文章老到一点。你看他所写的和尚，也有着普通人的情欲，也像普通人那样生活着，写得这么有情有味，透过那些不时插入的调侃和有关民俗的描写，你感到的是绵绵的情意。而且用笔非常轻松，非常随意，这就达到了一个艺术上的成熟境界。正因为鲁迅和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的最普通的老百姓之间有着血肉一样的联系，他的笔下才会流泻出浓浓的人情味：鲁迅作品艺术的魅力，感人的力量也正是在这一点上。 注： 一， 见《鲁迅全集》１３卷，１８８——１８９页，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下同。 二， 致母亲（１９３６年１ 月２１日），《鲁迅全集》１３卷，２９４页。 三， 致母亲（１９３６年２ 月１ 日），《鲁迅全集》１３卷，２９８页。 四， 致母亲（１９３６年４ 月１ 日），《鲁迅全集》１３卷，３３９页。 五， 致母亲（１９３６年５ 月７ 日），《鲁迅全集》１３卷，３７３页。 六， 致母亲（１９３６年７ 月６ 日），《鲁迅全集》１３卷，３９０页。 闲话鲁迅（四） 关于鲁迅的爱，我们说的已经够多了。下面，我们讲一下鲁迅的“死”：这样一个人间至爱者,他却被死亡所捕获。 “死”，这也是鲁迅作品的一个母题。鲁迅这一生，曾目睹无数的死亡。从辛亥革命烈士的死，五卅运动中工人市民流血南京路上，“三 一八”惨案学生陈尸执政府门前，到清党运动中年青的革命者尸沉江湖，以至在白色恐怖中，天真的诗人们被秘密的处决——鲁迅可以说在半个世纪里都时时刻刻感受到了这些“尸体”的沉重：这是２０世纪我们民族的灾难压在它的最忠实的儿子心上的永远移不去的梦魇。鲁迅在《为了忘却的记念》里如是说：“这三十年来，却使我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得不能呼吸，只能用这样的笔墨，写几句文章，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自己延口残喘。”1936年，鲁迅又写了这样一篇“挖一个小孔”使“自己延口残喘”的文章，这就是《写于深夜里》的第二节《略论“暗暗地死”》—— “这几天才悟到，暗暗的死，在一个人是极其惨苦的事。 中国在革命以前，死囚临刑，先在大街上通过，于是他或呼冤或骂官，或自述英雄行为，或说不怕死。到壮美时，随着观看的人们，使喝一声采，后来还传述开去。（这是一种壮美的死）在我年青的时候，常听到这种 事我总以为这情形是野蛮的，这办法是残酷的。 …… ……我先前只以为‘残酷’，还不是确切的判断，其中是含有一点恩惠的。（行刑者让死囚在马路上穿街而过，高喊一声‘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这不仅仅是残酷，也带有一点恩惠，因为毕竟还允许他喊几声。）我每当朋友或学生的死，倘不知时日，不知地点，不知死法，总比知道的更悲哀和不安；由此推想那一边（就是死者那一边）在暗室里毕命于几个屠夫的手里，也一定比当众而死的更寂寞。（暗中死的比当众而死的更寂寞） ……这时街道文明了，民众安静了，但我们试一推测死者的心，却一定比明明白白而死的更加惨苦。我先前读但丁的《神曲》，到《地狱》篇，就惊异于这作者设想的残酷，但到现在，阅历加多，才知道他还是仁厚的了：他还没有想出一个现在已极平常的惨苦到谁也看不见的地狱来。 这“极平常的惨苦到谁也看不见的地狱”，正是中国的现实。我们可以感到鲁迅写着这段文字时，他的手的颤抖，心灵的颤抖：我觉得这文字真是血写的。我们可以发现，鲁迅在写到青年人的死、他的学生死的时候，他就激动起来，他压抑不住自己内心的愤怒，《纪念刘和珍君》是这样，《为了忘却的记念》是这样，这篇《论暗暗的死》也是这样。这当然是因为鲁迅对年轻一代、对自已学生的爱之深：这同样是“爱憎不相离”。如果说《我的第一个师父》给人以生命的温馨感，那么这《论暗暗的死》就让人感到彻骨的寒气：这爱和恨、热与冷的文字，都同属于鲁迅。我每次读到鲁迅这样的文字的时候，都是非常的震惊，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我常常想到在鲁迅死后，还有多少“暗暗的死”。前几年，也是这样一个深夜里，我读了一本书，叫做《王实味传》，写了这样一段话—— “我的脑子里反复响着一个声音：‘暗暗的死，暗暗的死，暗暗的死……’。 这是发生在２０ 世纪４０ 年代中国的一个‘暗暗的死’。但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依然是一个不明不白的死。而且似乎已经被人忘却了，人们忙于世纪末的狂欢，有谁去想到、去推测死者的心，有谁听到死者亲属的哀哀的哭声，更有谁愿意正视和承担这死尸的沉重，思考这历史的沉重？” 我想读鲁迅的著作，是不能不使我们思考这历史的沉重的。 当然，在1936年，“死”更是鲁迅自己的个人话题。因为正是这一年，他直接地面对着死亡。翻翻鲁迅这一年的日记和书信，表面看来，好像他总是用很冷漠很平淡的字眼来谈论他自己的病，谈论死。比如：1936年1月3号鲁迅肩膀大疼，第二天，他给朋友写信说：“我五十多岁了，人总是要死的，死了，也不算短命。病也没有那么急。“５月１５日，鲁迅病大发，他请了医生来看，断定为肺结核，而且是“甚危”。医生对他说：“你是典型的中国人，要是外国人早五年前就死了”。第二天鲁迅就写信把这件事告诉了母亲，却是这么说的：“肺结核对于青年人是险症，但对于老人却不是致命的。没有什么特殊的症候。” 正是在这个时候，增田涉（一个日本学者）专门从日本赶来看望鲁迅，他看到的鲁迅是什么神色呢？“他已经是躺在病床上的人，风貌变得非常险峻，神气是凝然的，尽管是非常战斗的却显得很可怜，像‘受伤的狼’的样子了”：是这样一幅“最后的画像”。而椐增田涉回忆，既便病成这样，增田涉离开时，鲁迅还准备了许多土产礼物，包装的很好。但鲁迅仍然嫌许广乎包扎的不够好，他自己重新再包扎一遍。增田涉看他用已经不灵巧的双手包扎东西，心里是说不出的滋味。7 到了８月１３号，他的肺支气管破裂，吐血。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仍然这样说：“我这次生的，的确是肺病，而且是大家所畏惧的肺结核，我们结交至少已经有二十多年了，其间发过四五回，但我不大喜欢嚷病，也颇漠视生命，淡然处之，所以也几乎没有人知道。”8 但是正像冯雪峰所说，“没有任何强有力的敌人能够压服他，没有任何困难能够阻挠他的意志……；但是，暗暗地他在感觉到只有一个敌人能够压服他，能够夺去他的工作，这就是病以及由病而来的死的预感”。所以不管鲁迅怎样淡漠地谈病，其内心深处还是感觉到病和死对他的压力和威胁的。应该说冯雪峰的观察大体上是准确的：“至于病，对于他的心境不平衡，我觉得却是影响最大。我想，无论他自觉或不自觉，他都不相信自己会被病所战胜的；但是，也是无论自觉或不自觉，他都不能不暗暗地把病看作可能不能战胜的敌人”。9 当然在病中，鲁迅最感痛苦的不仅仅是内在病魔对他的侵害，更有外部世界在他病重时对他的种种伤害。在这一年鲁迅的日记和书信中，频繁地出现了两个字：“无聊”。他说：“年年想休息一下，而公事、私事、闲气之类，有增无减，不遑安息，不遑看书，弄得信也没有功夫写。”10 “近几年来在这里也玩着戴了镣铐的跳舞，连自己也觉得无聊，……倒想不写批评了，或者休息，或者写别的东西”，11 “这样纠缠下去，一直弄到自己无聊，读者无聊，于是在无声无息中完结。”12 这样频频谈到“无聊”，想“休息”，这在鲁迅是并不多见的。为什么这一年他这样强烈地感觉到“无聊”呢？就是人们觉得他快要死了，所以抓紧最后的时机去攻击他，利用他。这一年，也是关于他的流言最多的一年：从年初起就有人寄匿名信，在小报上发布“消息”，说鲁迅“转变”了，跟国民党和解了，甚至要到国民党那儿做官了，还“证据凿凿”地指明胡风就是“引进员”13 ，后来甚至把他的儿子海婴也牵连进去。一个叫林微音的，本来是上海文坛的无聊文人，竟化名“陈代”一口气在报上发了２０ 多篇骂鲁迅的文章14 ：骂鲁迅居然也能成为“职业”。还有冷箭——各种冷箭变着花样不断地袭来，简直防不胜防。(我们在下面还要作详细的分析)鲁迅早就深感“名人之累”，现在病中的他成了一个失去反抗与自卫能力的“公众人物”，谁都可以肆无忌惮地向他身上泼污水，或者毫无顾忌地任意利用他：这都构成了对鲁迅心灵的极大伤害，并引起强烈的情感反应。他感到无聊：前面所说的他之渴望摆脱一切，回到日常生活，成为普通人，显然与这种无聊心态有关。他更无法控制自己的愤怒，在逝世前四天在给朋友的信中，他这样写道：“本年作文殊不多，继婴大病，槁卧数月，而以前以畏祸隐去的小丑，竟乘风潮，相率出现，趁我危难，大肆攻击”15 。他不能不想到自己死后的命运。这是他早已预见的：“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被攻击，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已，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卖钱，连死尸都成为他们沽名获利的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16 现在，“死后”对他已经是一个现实的问题。这一年５ 月有朋友写信劝他写自传，这或许有“趁着还能作文，给后人留下一点自述，免得身后他人胡说八道”的意思吧。鲁迅却作了这样一番回答—— “我是不写自传也不热心于别人为我做传的。因为一生太平凡，假使这样的也可以做传，中国一下子可以有四万万部传记，真将塞破图书馆。我有许多小小的想头和言语，时时随风而逝，固然似乎可惜，但其实，亦不过小事情而已。”17 这自然是鲁迅一贯的思路：强调自己是“四万万”中国人中普通的一员，“太平凡”三个字就把“一生”打发了。而“随风而逝”四个字则更耐寻味。我自己读到这里是心为之一动的：在通达的背后，我还感到了几分惆怅，几分感伤。“固然……似乎……但……亦……不过……而已”，如此曲折的表达，是写尽了鲁迅内心的万千思绪的。这些地方都需要后来人细心体察与体会。 因此，鲁迅确实是想把他的“小小的想头和言语”留下来做纪念的。于是，就有了２月１０ 日给朋友的一封信—— “回忆《坟》的第一篇，是１９０７年作，到今年足足３０ 年了，除翻译不算外，写作共有２００万字，颇想集成一部（约十本），印它几百部，以作纪念，且于欲得原版的人，也有便当之处。不过此事经费浩大，大约不过空想而已。”18 这确实是一个美丽的“空想”，未及（在当时条件下也不可能）实现，鲁迅即已撒手而去。人们却从他的遗稿中发现“著述目录”二纸：鲁迅已经将自己的著作全部编好，并一一命名：《人海杂言》、《荆天丛草》、《说林偶得》。19 这其实正是鲁迅对自己的著述生命的一个充满诗意的描绘与总结，我们也不妨一起来想象：“荆天……人海……说林……”，这是一个壮阔而又纷繁的空间，一个悠长而短暂的历史时段，鲁迅就生存于其间，留下了他的“杂言”与“偶得”，播下了他的“丛草”。这正是九年前他在《野草．题辞》里所说的—— “野草，根本不深，花叶不美，然而吸取露，吸取水，吸取陈死人的血和肉，各各夺取它的生存。当生存时，还是将遭践踏，将遭删刈，直至于死亡而朽腐。 但我将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人们这才明白：鲁迅已经将想留下的都留下了。我们后人怎么总是不能理解，甚至不加注意呢？ 鲁迅也并非不关心人们对他的评价。这一年因为把鲁迅的小说翻译成捷克文的汉学家普实克的约请，鲁迅授意冯雪峰写了篇《关于鲁迅在文学上的地位》的文章，并且亲自作了审读。冯雪峰是这样讲鲁迅“文学史上的地位”的：“鲁迅是当时（指五四时期）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中的健将，《新青年》的同人与出色的撰搞者”，“因了他，白话文和新文学，得以确立和胜利”，他是“彻底的为人生，为社会的艺术派，一个伟大的革命写实主义者。”鲁迅对此并无异议，大体是认可的；他自己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里也说他的《狂人日记》等小说的出现，才“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冯雪峰还强调：“作为一个思想家与社会批评家的地位，在中国，在鲁迅自己，都比艺术家的地位伟大得多”，“他的十余本杂感集，对于中国社会与文化，比十余卷的长篇巨制也许更有价值，实际上是更为大众所重视”，“不仅在中国文学史和文苑里为独特的奇花，也为世界文学中少有的宝贵的奇花。”据冯雪峰回忆，鲁迅对于此评价非常满意，他说别人都看不出我这一点，只有翟秋白说过，这样说“是对的”。鲁迅确实更看重他的杂文，并以人们不能理解而多有非议（至今似乎也是如此）而感到深深的遗憾。鲁迅对冯雪峰文章的异议有两处。一是冯文说鲁迅受托尔斯泰和高尔基的影响，鲁迅将原稿中两个名字删掉，说“他们对我的影响是很小的，倒是安德烈夫有些影响”。鲁迅更不赞同“鲁迅是和中国文学史上壮烈不朽的屈原、陶潜、杜甫等，连成一个精神上的系统”这样的提法，他笑着说：“未免过誉了，——对外国人这样说说不要紧，因为外国人根本不知道屈原、杜甫是谁。但如果我们的文豪一听到，我又要挨骂几年了。”20 冯雪峰的追忆写在1937年鲁迅刚刚去世的时候，大体是比较可靠的。我们也因此多少知道了鲁迅在离世前对自己的著述的一些看法，这是很有意思的。 但是鲁迅在去世之前想的更多的是他的作品能不能被中国人所接受。他在４月５号给一个朋友的信中说：“我的文章，未有阅历的人实在不见得看得懂，而中国的读书人，又是不注意世事的居多，所以真是无法可想”。他在给一个年轻人的信中还谈到：“拿我的那些书给不到二十岁的青年看，是不相宜的，要上三十岁，才很容易看懂”。（在座的有不少是二十上下的人，你们看得懂鲁迅的书吗？）到了７月份，有人想把《阿Q正传》搬上银幕，写信给鲁迅，他在１９ 号的回信中，又说了这样一番话—— “……《阿Q正传》的本意，我留心各种评论，觉得能了解者不多，搬上银幕以后，大约也未免隔膜，供人一笑，颇亦无聊，不如不作也”。 请注意：这时距离鲁迅逝世正好是三个月。在此之前，他一再说人们“看不懂”他的著作；现在又说，他的“本意”，了解者“不多”，并且说到了“隔膜”，“无聊”，“不如不作”，等等。他的语气是非常低沉，悲观的。他深深感到一种不被理解的孤独感和寂寞感。 注： 七， 增田涉：《鲁迅的印象．鲁迅在病中的状貌和心情》，《鲁迅回忆录》（专著，下册），１３６４页，北京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 八， 致杨霁云（１９３６年８ 月２８日），《鲁迅全集》１３卷，４１６页。 九， 冯雪峰：《回忆鲁迅》，《雪峰文集》４ 卷，２４３——２４４页，２４３页。 十， 致王冶秋（１９３６年５ 月４ 日），《鲁迅全集》１３卷，３７０页。 十一， 致王冶秋（１９３６年１ 月１８ 日），《鲁迅全集》１３卷，２９２页。 十二， 致时玳（１９３６年５ 月２５日），《鲁迅全集》１３卷，３８４页。 十三， 参看致沈雁冰（１９３６年１ 月１７日），致胡风（１９３６年１ 月２２日），《鲁迅全集》１３卷，２９０页，２９６页。 十四， 参看王彬彬：《鲁迅晚年情怀》，５２页，上海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 十五， 致台静农（１９３６年１０月１５日），《鲁迅全集》１３卷，４４７页。 十六， 《记韦素园君》，《鲁迅全集》６ 卷，６８页。 十七， 致李霁野（１９３６年５ 月８ 日），《鲁迅全集》１３卷，３７６页。 十八 致曹靖华（１９３６年２ 月１０ 日），《鲁迅全集》１３卷，３０５页。 闲话鲁迅（五） （五） 于是，就有了鲁迅最后的“遗嘱”。 鲁迅在《死》这篇文章里，写了七条“写给亲属”的遗言—— “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 二，赶快收敛，埋掉，拉倒。 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 四，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湖涂虫。 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 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据冯雪峰的回忆，鲁迅做了两点修改：按鲁迅原来的意思说，不得因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冯雪峰提出是否可以把“任何人”三个字改动一下，鲁迅就加上一句——“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更要紧的，是下面一句，鲁迅的原文是：“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文学家或美术家。”冯雪峰认为“容易给人误会”，鲁迅想了一下，就加上了“空头”两个字。21 这七条遗嘱，我们归纳起来，大体上有三个方面。 第一点，关于死后的一些想法。简单说来，就是一个意思：我死了就死了，也别纪念，赶快收敛，埋掉，忘掉我，让我消失。但细想起来，又没有这么简单，里边包含了好几层意思，我们甚至觉得鲁迅在说这番话时，他的一生都在眼前一一掠过。 为什么他要自己赶紧消失掉，这其实是包含着对中国的文化和现实的一个看法。早在五四时期，他就这么说过。他说中国有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老年人总要“占尽了少年的道路，吸尽了少年的空气”，不给少年人生存的空间。在中国传统观念里，总希望老人长寿，最好永远不死。这样，该死的不死，该生的生不下来，生下来的也无法生活。生存空间的空前拥挤，就造成民族生命机体的严重梗塞。在他看来，要改变这种不正常、不健康的生存状态，就得反传统之道而行之：老的应该高高兴兴地死去，年轻的应该高高兴兴地活着，“老的让开道，催促着，奖励着，让他们走去。路上有深渊，便用那个死填平了，让他们走去”。22 现在他宣布死了“拉倒，赶紧收敛“正是身体力行他五四时期、也是终生一以贯之的“幼者、弱者、生者本位”的信念与追求，是对中国“长者、死者本位”的传统观念的一个挑战。这背后或许还有鲁迅的“历史中间物”意识。鲁迅在《〈热风〉题记》里早就说过：“我以为凡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因为这正如白血轮之酿成疮疖一般，倘非自身也被排除，则当它的生命的存留中，也即证明着病菌尚在”。鲁迅正是期待着用自身的消亡来证明历史的进步：“忘掉我”之日也就是他的理想在中国真正实现之时。——作为后来者，面对至今也不能真正“忘掉”鲁迅的现实，自会有无限的感慨。 而鲁迅的这句话：“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却是对许广平说的。这就使我想起了上次讲的《腊叶》。鲁迅说过，《腊叶》“是为爱我者的想要保存我而作的”。23 这里的具体所指就是许广平。《腊叶》就是回答许广平的，意思是说；你不要老想保持旧时的颜色，迟早是在记忆中消失的；而且活着的人要做的事正多，不可能也不应该有不断“赏玩秋树”（回味逝去的生命）的“余闲”。现在鲁迅讲“忘记我”，正是重申十年前写《腊叶》的意思。但或许还有更为复杂的感情。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一下在写《腊叶》以后的鲁迅与许广平将近十年的婚姻生活，你会感觉到鲁讯对许广平绐终有一种内疚的心理。当初在决定要不要跟许广平结婚的时候，鲁迅曾非常犹豫，他反复问自己：我是不是太将人当作牺牲了？在婚后，许广平也确实作出了很大的牺牲。许广平自己就回忆说，她曾希望找一份独立的工作，在有了眉目以后，鲁迅就很为难地和她商量，说“这样我又要恢复以前一个人的生活中去了”，许广平终于成了一个家庭妇女，尽心尽意地为鲁迅服务，“忘了自己”。24 鲁迅心里自然明白，也就不免有一种负债感。特别是鲁迅病重以后，所有的生活的、精神的重担都压在了许广平的肩上。萧红对此有过非常感人的描述。这里，说一个细节：那一天，取来了鲁迅拍的Ｘ光肺部照片，“右肺的上尖角是黑的，中部也黑了一块，左肺的下半部都不大好，而沿着左肺的边边黑了一大圈”（同学们是不是联想起了《腊叶》里的那“镶着乌黑的花边”的“病叶”的“蛀孔”？）萧红这样写道：“在楼下的客厅里许先生哭了。许先生手里拿着一团毛线，那是海婴的毛线拆了洗过之后又团起来的”，“过了一会，鲁迅先生要找什么东西，喊许先生上楼去，许先生连忙擦着眼睛”，“楼上坐着老医生，还有两位探望鲁迅先生的客人，许先生一看了他们就自己低了头不好意思的笑了，她不敢到鲁迅先生的面前去，背转着身问鲁迅先生要什么呢，而后又是慌忙的把毛线缕挂在手上缠了起来”。25 这一切鲁迅自然是看在眼里，感动与感激之余也会感到情感的重压。现在一切就要结束，而且鲁迅希望这是真正的永远的结束：“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再不能把这样的“牺牲”延续到身后了——鲁迅是怎样的离不开、却又诅咒着这样的“牺牲”啊。“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这与其说是责怪，更不如说是恳求：再不要为我牺牲了。这同时是一个不祥的预感：在中国的传统中，一旦被当作“伟人”敬奉起来，鲁迅就永远成为笼罩着他的亲人——不仅是作为“遗孀”的许广平，还有他的子孙后代——的一个巨大的阴影，并且要他们永远作出“牺牲”。同学们不妨去读一读最近出版的海婴的《鲁迅与我七十年》，你就不能不发出这样的感慨：鲁迅和他的后代就只有这样一个卑微的要求：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平常地也是正常地活着，或者死掉，而在中国，就连这一点也做不到：这真是一种残酷啊。 而鲁迅的隐忧或许是更为深广的：“赶快收敛，埋掉，拉倒”确实表现了他对死后被利用的忧虑。早在《野草》里，鲁迅就写过一篇叫做《死后》的文章，我在很多场合都建议同学们去看看这篇文章，这真是天下奇文。他想像着：我死了，运动神经废灭了，但知觉还在（这大概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死而有知”吧）将会是什么样子。——你看他36年死，26年就想这个问题了：诗人的想象总是超前的。他想象：我死了以后，埋到地下。于是有几个人来看我了（大概是参加追悼会吧）。一个说：“死了？”另一个“哼”一声，还有一个又惊又叹：“啧。……唉！……”我却愤怒了：我跟这些人有什么关系？我已经死了，你们叹息什么，惊异什么，高兴什么？！（鲁迅在１９３５年——去世前一年还写文章特意“拜托”相识的朋友：“将来我死掉之后，千万不要给我开追悼会或者出什么纪念册。因为这不过是活人的讲演或挽联的斗法场”。26 ）“我先前以为人在地上虽没有任意生存的权利，却总有任意死掉的权利的。现在才知道并不然，也很难适合人们的公意”，“几个朋友祝我安乐，几个仇敌祝我灭亡。我却总是既不安乐，也不灭亡地不上不下地生活下来，都不能副任一面的期望。现在又影一般死掉了，连仇敌也不使知道，不肯赠给他们一点惠而不费的欢欣……”。请注意：鲁迅这里用了“公意”这个词，并且与人的“任意生存”与“任意死亡”的“权利”相对立，这里涉及一个很大的问题：“人”是按照自己的意志与权利“任意”生存与死亡，还是按照“公意”（它者——无论是朋友，还是敌人，或者其他什么个人或群体——的“期望”、意志）去生活，死了也要任凭“公意”随意塑造自己与恣意利用自己？鲁迅的选择显然是前者：我就是我，“我是我自己的，他们（也即“公意”——钱注）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是《伤逝》里的女主人公的话，是五四的新观念，也是鲁迅毕生坚持的信念）我赤条条地来到这世界上，也要赤条条地离开这个世界，我死了，一切都结束了，和任何人都了无干系了。但深知中国的鲁迅当然明白这不过又是一个梦，而且是他的最后一个梦；因此，他的“（死了）拉倒”、“忘记我”的通达背后，隐藏的正是死后被利用的悲哀、无奈与恐惧。而且这同样是一个“超前”的隐忧：人们或许只有经历了此后大半个世纪的“鲁迅接受史”（这个“接受史”就是“按照公意随意塑造与恣意利用鲁迅”的历史），才开始懂得鲁迅当年的这番“遗嘱”的深意：这对于鲁迅和我们这些后来人都是一个悲剧。 应该注意的，还有鲁迅对他儿子的嘱咐。——这是他的遗嘱的第二个重要方面。 前面已经说过，鲁迅非常爱儿子，因此，他似乎也不能免俗，在死之前，要对儿子嘱咐几句。但他并没有像许多中国的父母那样，把自己未能实现的愿望寄托在儿子身上；相反，却关照“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做文学家和美术家。”在鲁迅看来，以为父亲是大文豪，儿子必是小文豪，这是很荒唐的，因为文学才能是不可以遗传的。鲁迅还说过，“天才大半是天赋的；唯独这培养天才的泥土，似乎大家都可以做”；鲁迅还说，做泥土就“要不怕做小事情”，因此，“不是坚苦卓绝者，也怕不容易做；不过事在人为，比空等天赋的天才有把握。这一点，是泥土的伟大的地方，也是反有大希望的地方”。27 可见，鲁迅要儿子“寻点小事情过活”，固然是一种“切近”的、“有把握”的设计与安排，但仍是一个不低的要求，同样是寄以“大希望”的。后来，海婴果然成了一个普普通通、然而尽职尽责的工程师，现在是中央电视台的退休老人，这是符合鲁迅的愿望，可以告慰他的在天之灵的。 鲁迅叮咛自己的儿子“万不可去做文学家或美术家”——据前述冯雪峰的回忆，这是鲁迅的原意——，这或许是更值得深思的。这包含着对他自己的人生选择的一种反思。大家都知道，鲁迅是选择文学作为自己一生的事业的；但他又不止一次对文学的价值与作用提出质疑，他可以说是一辈子都在怀疑。他选择了一辈子，也质疑了一辈子。我考察了一下，这样的集中质疑至少有三次。大家可以看看《呐喊》自序，那里谈到，他最初选择文学事业是因为他认为，对中国来说，第一要著是要改变人的精神，而最善于改变精神的当然是文艺。于是，他和他的弟弟周作人，还有一个朋友，一起筹办《新生》杂志，但还没有办起来就夭折了。他感到了一种“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既无赞同，也无反对的“寂寞”与“无聊”（前面说过鲁迅在１９３６年去世前也是深感无聊，可见这无聊感是追随他一辈子的），而且对自己也产生了怀疑：“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这其实正是对文学启蒙的怀疑。于是，他就有了“铁屋子”的比喻，他觉得“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这是残酷的。因此，当钱玄同劝他为《新青年》写文章的时候，他首先是拒绝的：他怀疑这种启蒙到底有什么用。但他又怀疑于这种怀疑，怀着“万一”的希望，开始了他的写作：可以说从一开始，鲁迅就是抱着“质疑启蒙又坚持启蒙”的复杂态度出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这也是他不同与同时期的启蒙者的独特之处。 第二次是1927年。当他目睹了国民党血腥大屠杀以后，写了一篇很有名的文章：《答有恒先生》，收在《鲁迅全集》第３卷中：“血的游戏已经开头，……我现在已经看不到这出戏的收场”，“我终于觉得无活可说“，“我先前的攻击社会，其实也是无聊的。（又是“无聊”！）……我的话也无效力，如一箭之入大海”，我终于悟到“凡带一点改革性的主张，倘与社会无涉，才可以作为‘废话’而存留，万一见效，提倡者即大概不免吃苦或杀身之祸”。他再一次感到了文学无用，启蒙无用，甚至有罪：因为徒然“弄清了老实而不幸的青年的脑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觉，使他万一遭灾时来尝加倍的痛苦，同时给憎恶他的人们玩赏这较灵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乐”，于是启蒙者也成了吃人“筵席的帮凶”。鲁迅最后表示，今后“一要麻痹，二要忘却”——这无疑是对文学启蒙的绝望；但又说：一面还要“挣扎着，还想从以后淡下去的‘淡淡的血痕中’看见一点东西，誊在纸片上。”——依然是质疑启蒙又坚持启蒙。 现在我们看到，1936年他临死之前，又再一次面对血的屠戮，而且是“暗暗的死”。统治者连最后一点“自信”都没有，只能秘密的审判与杀人。牺牲者连“当众而死”的“壮美”也失去了，只剩下死的寂寞与惨苦。而幸存者，他们的一切努力，一切挣扎，也都陷落于商场与游戏场中，不是被利用，就是变成哈哈一笑，不再有任何庄严感与神圣感，一切意义与价值都被消解，变得荒唐、无聊与可笑：1936年的鲁迅，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现实。于是，他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彻骨的绝望，于是，他在离开这个世界时，向他的后代 发出了“万不可去做文学家或美术家”的遗言。这内心的痛苦是非亲历者绝难体会的。——而我们今天却似乎懂得了。 鲁迅的遗嘱的第三个方面，也是最容易引起争论的，就是他强调：“别人应许给你的事情，不可当真”，“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下面还有一段话：“记得在发热时，又曾经想到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求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其实，在１９３６年鲁迅同时有不少文章，不断地谈论这个话题，可以说鲁迅去世这一年反复出现的意念，就是“一个也不宽恕”：这构成了他生命最后一刻的“基本情结”的一个重要方面，与前面所说的“爱与美”的向往是相反相成的，是“人间至爱者”的鲁迅不可或缺的方面。我们前面说过，他这一年写了两篇回忆童年的文章，除了我们刚才说的《我的第一个师父》之外，还有一篇《女吊》，开章明义第一句就说：“大概是明末王恩任说的罢‘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这对于我们绍兴人很有光彩，我也很喜欢听到，或引用这两句话”。接着又不无自豪地这样写道：“一般的绍兴人，并不像上海的‘前进作家’那样憎恶报复，却也是事实。单就文艺而言，他们就在戏剧上创造了一个带复仇性的，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这就是女吊。”于是，大病之后的鲁迅用少有的重彩浓墨，为后人塑造了——更准确地说，是从自己的民间记忆、童年记忆、生命记忆的深处挖掘出了一个“更美，更强的鬼魂”—— “……先有悲凉的喇叭；少顷，门帘一掀，她出场了。大红衫子，黑色长背心，长发蓬松，颈挂两条纸锭，垂头，垂手，弯弯曲曲的走一个全台。内行人说，这是走了一个‘心’字。…… 她将披着的头发向后一抖，人们这才看清了脸孔：石灰一样白的圆脸，漆黑的浓眉，乌黑的眼眶，猩红的嘴唇。……她两肩微耸，四顾，似听，似惊，似喜，似怒，终于发出悲哀的声音，慢慢地唱道： ‘奴奴本是杨家女， 呵呀，苦呀，天哪 ……’” 你看写的多好：这样的色彩，神态，情绪，声音，语调……。可以看出，鲁迅是倾其全力的来写，写得元气淋漓，绝不像是病人写的。写完以后，他连忙拿给朋友看，显出“特别满意”的神情。28 直到去世前两天（１０ 月１７ 日），他还兴致勃勃地向前来看望的日本友人介绍这篇《女吊》。29 这里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临死的时候，鲁迅要拼尽自己最后的生命与艺术的力量，全部灌注于这样一篇描写“复仇的鬼魂”的文章？在文章结束处，他写了这样一段文字—— “被压迫者即使没有报复的毒心，也决无被报复的恐惧。只有明明暗暗吃血吃肉的凶手或其帮凶们，这才赠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旧恶’的格言，——我到今年，也愈加看透了这些人面东西的秘密。” 这里对“被压迫者”立场的强调，背后隐含着怎样的意思？ 他还这样设计自己“死后的身体”的“处置”—— “庄生以为‘在上为鸟鸢食，在下为蝼蚁食’，死后的身体，大可随便处置，因为横竖结果都一样。 我却没有这么旷达。假使我的血肉该喂动物，我情愿喂狮虎鹰隼，却一点也不给癞皮狗们吃。 养肥了狮虎鹰隼，它们在天空，岩角，大漠，从莽里是伟美的壮观， 捕来放在动物园里，打死制成标本，也令人看了神旺，消去鄙吝的心。 但养胖一群癞皮狗，只会乱钻，乱叫，可多么讨厌！” 这又是一个鲁迅式的奇特想象与奇特选择——生命的选择，也是美学的选择，却又那样爱憎分明。——是什么使他如此深恶痛绝？ 还有—— “‘明言着轻蔑什么人，并不是十足的轻蔑。惟沉默是最高的轻蔑。——我在这里说，也是多余的。’ 诚然，‘无毒不丈夫’，形诸笔墨，却还不过是小毒，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而且连眼珠也不转过去。”30 是什么“怨敌”使鲁迅如此轻蔑呢？ 最后的鲁迅确实给人们留下一个“横眉冷对”的形象。或许这也是最容易引起争议的。这个问题很复杂，今天在这里还不能全面展开，只能在“１９３６年的鲁迅”这个题目范围内，具体地讨论一点：究竟是哪些人、哪种力量构成鲁迅“绝不宽恕”的“怨敌”？ 如果作具体的分析，主要有四种人，四种势力。首先是国家的掌权者，统治者。当年的北洋军阀当局，以后的国民党当局。鲁迅的故乡浙江省国民党党部曾经在全国通缉他，他死的时候这通缉令还没有撤销。这些年来，当局从来没有放过他。作为一个站在体制外的知识分子，“永远的批判者”的鲁迅，他和政府始终有一种紧张的对立的关系。实行极权统治的北洋军阀政府和国民党府都把鲁迅视为异端，一个非要置之于死地的异端。这当然是鲁迅首要的怨敌。 第二方面的怨敌，就是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这个官司打了很久了，从２０ 年代现代评论派的陈源，一直到３０ 年代新月派的胡适、梁实秋，以及林语堂、周作人等，鲁迅与他们一直处在很紧张的关系中。从１９36年的日记、书信中也可以看到这种痕迹。在1月5号的一封信里，鲁迅还谈到“新月博士常发谬论，都和官僚们一鼻孔出气”，说的就是胡适。31 关于鲁迅和胡适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间的论争，我们以后会作专题来讨论。这里不准备多说，因为在1936年，鲁迅的主要的对手已经不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而是另外两种人。 一种是上海摊上的各种无聊文人。他们对鲁迅的攻击与伤害我们在前面讨论鲁迅去世前的“无聊”心态时，已有涉及。以后也要专门讨论鲁迅与海上文人与海派文化的关系：这些都是非常有意思的题目。 如果我们仔细看1936年鲁迅的文章，特别是他的书信，就可以发现，１９36年他的主要的怨敌，是以周扬为代表的上海左联的领导人，和他们影响下的部分左翼知识分子。其实，在前述文章中都已点得很清楚。例如在《女吊》里就一再将“上海的‘前进作家’”、“‘战斗’的勇士”与故乡的“愚妇人”相对立，所以结尾的与“被压迫者”对立的“今年”才“看透”的“人面东西”指的也是这些“‘前进’文学家”。在《死》这篇文章中更是明确交代：“一个都不宽恕”这句话是对“新式的人”的回答。这里就涉及到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那就是鲁迅和左翼知识分子的关系，或者说鲁迅和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这是我们研究鲁迅，特别是晚年的鲁迅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非常重要的问题。现在学术界基本上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鲁迅晚年倾向于左翼，加入左联，以至于支持左联和共产党是走入误区；而且很多人联系到解放后到文革的遭遇，认为鲁迅根本的问题在于晚年走入了误区。另外一种看法是想为鲁迅辩解，说鲁迅确实支持过左联，但是那时他不了解情况，上了当，到晚年他就批评左翼，鲁迅反正后来是觉悟了。我觉得这两种分析都有点简单化。这个问题是需要作比较复杂的讨论的。 注： 十九，收许广平：《〈鲁迅全集〉编校后记》，收《１９１３——１９８３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２辑，９０１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１９８６年版。 二十，冯雪峰：《关于鲁迅在文学上的地位》并“附记”，《雪峰文集》４ 卷，２３——２６页。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 二十一，冯雪峰：《回忆鲁迅》，《雪峰文集》４ 卷，２６３——２６４页。 二十二，《随感录．四十九》，《鲁迅全集》１ 卷，３３８——３３９页。 二十三，《〈野草〉英文译本序》，《鲁迅全集》４ 卷，３５６页。 二十四，参看《许广平忆鲁迅》，６４６页，广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 二十五，萧红：《回忆鲁迅先生》，《鲁迅回忆录》“散篇”中册，７３２——７３３页，北京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二十六，《病后杂谈》（四），《鲁迅全集》６ 卷，１７２——１７３页。 二十七，《未有天才之前》，《鲁迅全集》１ 卷，１６９页。 二十八，冯雪峰：《鲁迅先生计划而未完成的著作》，《雪峰文集》４ 卷，１７页。 二十九，鹿地亘：《鲁迅和我》，收《鲁迅先生纪念集》“悼文”２ 辑，５２页，上海书店１９７９年据１９３７年初版本复印。 三十，《半夏小集》，《鲁迅全集》６ 卷，５９７页。 三十一，致曹靖华（１９３６年１ 月５ 日），《鲁迅全集》１３卷，２８３页。 闲话鲁迅（六） 这个问题我们以后也要作专门的讨论，这里只能作一个简单的说明。或许要从1925年说起。“1925年”是一个什么概念呢？辛亥革命已经过去了11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也过去了8年，在这个时候鲁迅突然有了一个可怕的发现，他说—— “我觉得仿佛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 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欺骗，我也变成他们的奴隶了。 …… 我觉得许多烈士的血被人们踏灭了，然而又不是故意的。 我觉得什么都要重新作过。”1 这就是说，他当年满怀热情支持辛亥革命，参加新文化运动，但到了1925年他发现中国并没有发生变化：不过是以一个新的奴隶制度代替了旧的奴隶制度。但他又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消灭一切形态的奴隶制度，使中国真正成为“人国”的理想，因此他觉得“什么都要需要重新作过”。那么从何开始呢？同时期鲁迅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2 他觉得单纯的思想启蒙不行，必须和一定的社会力量结合起来，参与到社会改革运动（包括武装斗争）中去。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要形成一种新的联合战线。在１９27年前后，鲁迅是把希望寄托在孙中山为首的南方的革命政府的北伐战争上的，他才从北京来到厦门，最后到了广州。但蒋介石大肆屠杀年轻的共产党人，实行“一党专政”，在鲁迅看来，这又是一个新的奴隶制度。于是不屈不挠的鲁迅又开始寻找新的反抗力量。而在当时的中国，唯一反抗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革命运动。因此，鲁迅与之合作几乎是唯一的选择。当然，这背后还有更深刻的文化选择。在下一讲中我们将会讲到，在２０ 世纪初，鲁迅即已确立了自己的“立人”的文化理想，追求人的个体的精神自由。在他看来，这样的思想正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所缺少的。而他对西洋现代文明即西方现代化道路进行深入的考察时，又发现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模式比之封建传统固然有很大的进步性，但也会产生新的奴役关系，并不能给中国人民带来真正的个体精神自由。其实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失望不仅仅是鲁迅的。在20世纪30年代，随着西方经济大危机的蔓延，许多进步的知识分子都对西方文化产生一种批判意识，把希望寄托在“第三种文化”即“社会主义文化”上，关注当时苏联正在进行的共产主义实验。这时，有一个中国工人叫林克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到俄国当劳工，参加了十月革命，并亲眼目睹了十月革命以后苏联的变化，写了一本书，叫《苏联见闻录》。这样一个中国工人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实验的实际观察和体验，自然引起了鲁迅的注意，并且深受启发。在为这本书所写的序言里，鲁迅这样写道—— “‘……一切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都像粪一般抛掉，而一个崭新的，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从地狱里涌现而出，几万万的群众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运的人”。3 这正是鲁迅一生的追求。他的“立人”理想注定了他始终关注“几万万的群众”即社会最底层的大多数人（他们构成了社会的基础）的命运，他的启蒙主义的最大特色，正在于他追求的是这些底层的被压迫者“自己做支配自己命运”的真正的“人”。我们可以用后来所发生的各种事情来证明鲁迅这批知识分子未免太天真、太幼稚，鲁迅自己也很快就对他的这一期待产生了怀疑（这是我们在下面要详加讨论的）。但我们绝对不能以此来证明鲁迅这批知识分子的追求、理想是错误的；恰恰相反，在我看来，“几万万的群众自己做支配自己命运的人”，仍然应该是我们为之奋斗的目标，无论经历了多少次失败与失望，我们都要以“虽九死而不悔”的精神坚持这一追求：这也是鲁迅留给我们的最可贵的精神遗产。当时，鲁迅对中国共产党与苏联的支持，正是建立在这样的追求与理想基础上的；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说，鲁迅的合作不是盲目的，是自觉而有前提的：这一点，对以后关系的变化也是至关重要的。 鲁迅另一篇文章的一段话对理解鲁迅与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也很重要。这是鲁迅在《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中说的。——顺便说一下，此文与《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都是鲁迅在重病中由冯雪峰执笔，经他认可而发表的。学术界有的朋友认为不能视为鲁迅的著作，但我认为鲁迅既已认可，并且可以与鲁迅的一贯思想相对照，还是应该当作鲁迅自己的著作来看的。下面这段话就很有意义—— “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 鲁迅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这是鲁迅的基本概念之一，以后我们还会作详细的讨论。他实际上是提出了衡量一个人或一个集团的标准，就看是不是为“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奋斗。具体地说，第一，看你反不反抗压抑、妨碍“现在中国人的生存”的黑暗反动势力，你反抗黑暗还是助长黑暗。第二，看你能不能够脚踏实地的，切切实实地做有利于“现在中国人的生存”的事情。在他看来，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是符合他的这一要求的，因此愿意引为“同志”。而鲁迅作出这一判断是有根据的。这是因为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国社会里唯一的公开反抗国民党黑暗统治，并且不惜流血牺牲的政治力量。我还要说一点，鲁迅是从不肯根据公开的宣言和宣传来作判断的，他要看事实：他是通过对他身边的年轻的共产党人的实际接触、考察来了解共产党的。我们可以看一看，他怎么看待他周围的那些共产党人，这对他与共产党的感情是很有关系的。这里最重要的两个人，一个是柔石，一个是冯雪峰。鲁迅在《为了忘却的记念》里曾生动地描述他对柔石的观感。一个是他乐于踏踏实实地做具体琐碎的工作，当时鲁迅和他一起办杂志，“大部分的稿子和杂务都是归他做，如跑印刷局、制图、校对之类”，他也绝无怨言。另一点，他极其天真，“他相信人们是好的。我有时谈到人会怎样的骗人，怎样的卖友，怎样的吮血，他就前额亮晶晶的，惊疑地圆睁了近视的眼睛，抗议道，‘会这样的么？——不至于此罢？……’”而这正是鲁迅所欣赏的：这个年轻的共产党人实在是太纯洁，太理想化了。鲁迅还说他有“台州式的硬气”，而且颇有些迂，比如说鲁迅和他一起走路，他就搀着鲁迅，怕鲁迅要跌倒，鲁迅又搀着他，因为他近视眼，两个人就这么相互搀着：这情景非常的感人。鲁迅对他有一个基本评价：“无论从旧道德，从新道德，只要是损己利人的，他就挑选上，自己背起来。”这就是鲁迅眼里的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他们充满着理想，具有献身精神和崇高的道德，同时又是踏踏实实地在为中国工作着。还有一个是冯雪峰，当时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和鲁迅接触的，鲁迅心里也明白这一点。看他俩的关系是很有意思的。这是许广平的回忆：他是住在鲁迅家的附近，比邻而居。他大概每天一大早出门，到晚上10点钟才回来，就经常看见他的太太搂抱着小孩子在门口等着，饿久了，没办法，孩子用干面包充饥。他是不管家里人着不着急，非到相当时间才回来，回来以后，已经11点钟了，他还敲鲁迅的家门，他是不管的，敲门声一响，他来了，一来就忙着谈话，谈完了往往凌晨2、3点钟才走。他走以后，鲁迅打起精神还得在工作，一直到东方发亮。就是这么一个人，一个工作狂，工作迷。家里事儿也不管，至于鲁迅这个老人怎么样他也不管，反正只知道工作。而且听他和鲁迅谈话也觉得真有趣。往往是冯雪峰说：“先生你可以这样这样地做”，鲁迅就说：“不行，这些事我办不了”，冯雪峰又说：“先生你可以做那样”，先生说：“是不也不大好？”冯雪峰又说：“先生，你就试试看吧！”先生说：“姑且试试也可以”。完全执著于甚至迷恋于自己的事业，其他都可以不顾，所以许广平有一个评价，说这是终年工作的努力的人们，为了未来的光明连自己的生命也要置之度外了。在鲁迅看来，这正是中国传统的一种继承，他在一篇文章里这样写道——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是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4 鲁迅在文章结尾处，特别提醒人们注意：“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肪所诳骗，……要自己去看地底下”。“看地底下”，这正是鲁迅观察中国社会的特殊处，与许多知识分子眼睛一味向上的精英意识不同，鲁迅关注的是“地底下”的一面被侮辱、被损害，一面在挣扎着的普通民众；以及与他们共命运的“一面总是被摧残，被抹杀”，一面却在“前仆后继的战斗”的年轻的革命者。鲁迅在这一年所写的一封信里，曾这样表示：“凡是为中国大众工作的，倘我力所及，我总希望（并非为了个人）能够略有帮助”。5 在他看来，他对在艰难中苦苦奋斗的中国共产党人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是他对中国和中国的大众应尽的责任。 当然，鲁迅在选择合作的时候，也是有精神准备的：他知道这样的合作是很复杂的，并且是要付出代价的。早在1927年，那时国共还在合作的时候，许广平曾经写信给鲁迅，说“我想加入中国国民党，你的意见怎么样？”，鲁迅的回答是：凡是“团体，一定有范围，尚服从公决的”，“如要思想自由，特立独行，便不相宜，如能牺牲若干自己的意见，就可以”。6 这看法很实际，所以，当鲁迅决定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时候，他就做好了准备，既然有合作，就必须有妥协。这是不同的逻辑：当鲁迅作为思想家存在的时候，他的思想逻辑要求彻底不妥协；当他决定要和一定的社会力量相结合，要参加一定的社会运动的时候，作为行动者的逻辑，就要讲妥协。鲁迅对于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他知道对方要利用他。但他说：“我明知道几个人做事，真出于‘为天下’是很少的。但人于现状，总该有点不平、反抗、改良的意思。只这一点共同目的，便可以合作。即使含些‘利用’的私心也不妨”。7 鲁迅参加左联的时候，心里就明白，又要当一回“梯子”，在给朋友的信中，颇为感慨地说：“中国之可作梯子者，其实除我之外，也无几了”。8 这还是那个原则：一个团体只要大的目的正确，当梯子也不妨；作为个人只要总的说来是好的，有一点私心也不妨。有研究者认为，由此可以看出鲁迅对人性的弱点有清醒的认识，而且采取一种宽容的态度。9 这是有道理的。 但是鲁迅的妥协也是限度的；他还有一条原则：“废物何妨利用”，“但倘若用得我太苦，是不行的”，“要专指我为某家的牛，将我关在他的牛牢内，也不行的”，“如果连肉都要出卖，那自然更不行”。10 就是要坚守自己的独立性：被利用无妨，占有是不行的。一定程度的妥协与被利用，这也是我自己的选择所要付出的代价；但妥协有一条线:不能当奴隶，不能放弃我的基本立场，理念，追求，做人的基本原则，被别人（不管是什么人，什么势力）占有了我，成为它的工具。正是这样一个态度就决定了他和中国任何一种力量的合作都必然是有限度的，必然会有冲突与斗争，鲁迅对此是心里有数，有思想准备的。在前述给友人的信中，就谈到他在参加左翼作家联盟的会上，“一览了荟萃于上海的革命作家，然而以我看来，皆茄花色”，11 颜色既杂，不免泥沙俱下，终有分离的一天。 事实上，冲突是不断的，以后我们还会作深入的讨论，这里要说的是，1936年，鲁迅病最重的时候，发生了最为严重的冲突。当时中国正处于抗战的前夕，面对着异族侵略，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建立抗日的统一战线的主张，作为上海文艺界党组织领导，周扬他们则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鲁迅对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是支持的，对国防文学口号也是支持的，只是觉得这个口号太含糊不清，就和冯雪峰和胡风商量，又提出一个“民族革命战争大众文学”的口号。鲁迅多次表示这两个口号是可以并存的，不是绝对冲突的；但他觉得作为左翼作家还应坚持“大众文学”的立场。——我们说过，五四时期鲁迅就有“弱者、幼者本位”的思想，到了30年代，就更加自觉地站住被压迫被侮辱的大众这一边，这是他一个基本立场。因此，他认为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是必要的，但必须要注意维护大众的利益，不能在“一致对外”的口号上来损害大众的利益。在《半夏小集》（这也是１９３６年一篇很重要的文章）里，他意味深长地拟写了这样一段对话—— “Ａ：你们大家来品评一下罢 , B 竟蛮不讲理的把我的大衫剥去了！ Ｂ：因为Ａ还是不穿大衫好看。我剥它掉，是提拔他，要不然，我还不屑剥呢。 Ａ：不过我自己却以为还是穿着好…… C：现在东北四省丢掉了，你漫不管，只嚷你自己的大衫，你这利己主义者，你这猪猡！ Ｃ太太：他竟毫不知道Ｂ先生是合作的好伴侣，这昏蛋！” 这正是鲁迅所担心的：借口民族危亡，肆无忌惮地剥穷人的衣衫，剥削与压迫自己人。鲁迅警告说—— “用笔和舌，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到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的奴隶好’。” 在鲁迅的观念中，做异族的奴隶不行，做自己的奴隶也不行：他要反对的是一切形态的奴隶制度；而且在任何情况下，他都要坚持维护普通民众的基本利益——这是鲁迅的根本立场，也是他的“底线”：在这一点上，是不能有任何妥协和让步的。而在他看来，１９３６年的中国思想文化界正存在着这样的危险：有人在“爱国抗日”的旗帜下，美化与强化国内现实存在的人压迫人的奴隶制度，在“一致对外”的口号下， 损害劳苦大众的基本利益；而“先前投敌的一批‘革命作家’，就以‘联合’的先觉者自居”，以至于当年“使劲地拉住了那脖子套上了绞索的朋友的脚”12 的出卖行为也“好像都是‘前进’的光明事业”。13 ——为谋求被压迫者的解放而牺牲的年轻革命者的尸体一直压在鲁迅的心上，是他不能遗忘的永恒记忆，一切掩盖和美化历史的血腥的“努力”，都是他绝对不能接受的：这也是他必须坚守的“底线”。在前引《女吊》一文的结尾，他将“被压迫者”与所谓“前进作家”对立，就是因为在他看来，后者正是“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凶手或其帮闲”，对于他们是绝不能“犯而勿校”或“勿念旧恶”的。 鲁迅确实以为两个口号可以并存而相互补充，意见不同大家可以争论。这是鲁迅的逻辑，也可以说是现代民主的一个基本逻辑。但周扬们却另有逻辑：“国防文学”这一口号是党提的，再另提口号，就是标新立异，和党抗争。于是他们就给鲁迅加上一个“不理解党的政策，危害统一战线”的罪名，14 这里实际上就提出了一个“以是否理解与服从党的政策来判断是非，以至革命、非革命”的标准，这是一个“党专政”的逻辑，与前述现代民主的逻辑是根本对立的。同时提出的问题，对鲁迅这样的左翼知识分子来说，也许是格外严重的：他们在作出和党合作的选择以后，还可不可以提出与党不同的意见，可不可以标新立异，也就是说，还要不要、能不能保持自己思想，以至行动的独立性。对于鲁迅这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如前所分析，他支持中国共产党，完全是出于自己的独立判断，独立意志，而且是有前提的；因此，当他发现自己与中国共产党或者其具体的组织与领导人（如当时作为上海文化界党组织负责人的周扬）之间存在意见的分歧，他当然要公开提出与维护自己的观点，维护自己批评与反对的权利和独立意志。但在当时与以后，在知识分子中确实存在着另一种选择。周扬等在遭到鲁迅的反对以后，认为必须找一个强有力的人来和鲁迅对抗，当然是郭沫若最合适。于是就派党员去找远在日本的郭沫若。据这位党员回忆，最初，郭沫若本人也不大赞成国防文学口号。但是一听说这是党的主张，立刻就明确表示：我要做“党的喇叭”，并且写了文章，表示拥护。15 因此，在我看来，１９３６年这场争论对要求进步的左翼知识分子是一个严重的考验，也可以说是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史上的一个关键时刻。它几乎是决定了以后知识分子的命运，甚至中国历史的发展的。可以说，以后的历史就是重复这两条路：一条是郭沫若式的，在任何时候都无条件地做“党的喇叭”，不管自己理解不理解，同意不同意，不理解、不同意也支持，其最后造成的悲剧（包括郭沫若本人的悲剧），今天已经看得很清楚。另一条路就是像鲁迅那样，始终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支持或不支持，以至公开反对都是独立思考的结果，都是一种独立的选择——大家不要把独立思考理解为绝对反对，处处唱反调；鲁迅至死也没有改变从总体上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他要坚守的是独立思考与独立表达的自由权利：我赞成你的观点，我就公开表示支持，我不赞成你的观点，也要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用鲁迅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不听他们指挥”。16 凡是坚持鲁迅这一独立立场的知识分子，以后大都惨遭迫害，没有好日子过。这都是人们所熟知的历史：两类知识分子，两种选择，最后到了“文化大革命”都没有好下场：最终要否定的是知识与知识分子本身。 另一个分歧，是鲁迅反对无原则地解散左联。我们刚才说过，鲁迅对左联从一开始就是有看法的，但他更看重的是，左联中有许多青年“很有实实在在的译作，不求虚名”。17 因此，当他听说周扬等要解散左联，另成立组织的时候，他的反应是—— “……左联，虽镇压，却还有人剩在地底下的。惟不知想由此走到地面上，而且入于交际社会的作家，如何办法耳”。18 这里再一次出现了鲁迅的“地底下”的概念：在他看来，不管左联存在着怎样的弱点，但它是在“地底下”，也即与中国的底层民众站住一起，尽管被镇压，仍然在为中国的未来默默奋斗。——就在这一年的３ 月，他在给两位年轻的左联作家的通信中，还谈到：“中国正需要肯做苦工的人，而这种工人很少，我又年纪渐老，体力不济起来，却是一件憾事”，19 可见鲁迅对肯做苦工的左翼青年作家是寄以厚望的。现在周扬们急于解散左联，从“地底下”走到“地面上”，鲁迅就不免产生怀疑：你们到底是不是真正地脚踏实地地在为现代中国人的生存而奋斗？他在一封信里这样批评这些所谓的“前进作家”：“他们误以为做成一个作家，专靠计策，不靠作品的。所以一有一件大事，就想借此连络谁，打倒谁，把自己抬上去”。20 在前述答徐懋庸的信中，更是尖锐批评他们“借革命以营私”——鲁迅在《女吊》中说：“我到今年，也愈加看透了这些人面东西的秘密”。看透这一点，对于鲁迅，是有一种格外严重的意义的。因为如前所述，鲁迅支持共产主义运动，是有两个前提的，一是反对一切奴役与压迫，追求“几万万民众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的理想；二是脚踏实地为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奋斗。现在他却发现这些自称“共产主义者”的“前进作家”，既在“一致对外”的口号下，美化现存的奴隶制度，又“不顾革命的大众的利益，而只借革命以营私”：这是一批“拉大旗，作虎皮”的假共产主义者。尽管鲁迅不会因此而放弃他对前述两个前提的追求，也不会放弃他对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支持——他早就说过：“至于我的先前受人愚弄呢，那自然；但也不是第一次了，不过在他们还未露出原形，他们做事好像还于中国有益的时候，我是出力的。这是我历来做事的主意，根柢即在总账问题。即使第一次受骗了，第二次也有被骗的可能，我还是做，因为被人偷过一次，也不能疑心世界上全是偷儿，只好仍旧打杂”，21 但“被愚弄感”却是真实存在的，而且也会引起他内心的自责：他再一次地把中国人、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国的自称革命的前进的知识分子看得太好了 ——谁说鲁迅刻毒，他其实还是太善良了。 但鲁迅之为鲁迅，就在于他总是能够通过事实的教训，深化他对中国问题的认识：在鲁迅的思想与文学世界里，又出现了一种新的社会典型。在一封给朋友的信中，他这样谈到了自己的一种直观感受—— “以我自己而论，总觉得缚了一条铁索，有一个工头在背后用鞭子打我，无论我怎样起劲的做，也是打，而我回头去问自己的错处时，他却拱手客气的说，我做得好极了，他和我感情好极了，今天天气哈哈哈……。真常常令我手足无措，我不敢对别人说关于我们的话，对于外国人，我避而不谈，不得已时，就撒谎。你看这是怎样的苦境？”22 而当徐懋庸等趁其病危，打上门来，以“实际解决”，相威胁时，鲁迅是真的愤怒了。他质问道：“什么是‘实际解决’？是充军，还是杀头呢？”更重要的是，鲁迅由如此“锻炼人罪，戏弄权威”，而提炼出一个重要的概念：“奴隶总管”，这是“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呼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横暴者”。与“奴隶总管”类似的，还有“工头”、“在革命的大人物”与“文坛皇帝”23 等命名。 这是鲁迅对中国现代史上的一种新的社会典型的发现与概括，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他们打着“革命”的“大旗”，也就是说，是以反抗压迫与奴役为自己的理想与追求目标的，因此，鲁迅本是视为“我们”自己人的；但在实践中，一旦成为某种势力，拥有某种权威，就会“戏弄权威”，“倚势（！）定人罪名”，而且“批判的武器”必然要变成“武器的批判”，最后以权势杀人，仍然没有走出“造反（革命）当皇帝”的老路。这又是一次历史的循环：从反抗奴役和压迫这道门走进去，却走进了制造新的奴役与压迫的房间，自己成了“奴隶总管”。 鲁迅由此而看清了自己这样的知识分子的命运与前途：怀着反抗奴役与压迫、追求自由的理想参加（或支持）革命（请记住这一点：在鲁迅生活的30年代，以及以后的４０ 年代，那些左翼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中是最迫切地追求自由、最强烈地反抗奴役和压迫的，他们才冒着生命的危险选择了革命），但却最终不免成为自己的革命的牺牲品。1934年鲁迅在一封书信里就作了这样的预言：“倘当（旧社会——钱注）崩溃之际，竟尚幸存，当乞红背心扫上海马路耳”。24 到１９３６年，鲁迅在与周扬等的论争中对革命胜利后自己与知识分子的命运就有了更为具体与深入的思考，25 以至他在与冯雪峰的一次谈话中，突然说了一句令人惊骇的话：“你们来到时，我要逃亡，因为首先要杀的恐怕是我”，26 但鲁迅却显然经过了深思熟虑。27 对于鲁迅来说，困难也许更在于，尽管他已经预见了革命成功后的结果，但在３０ 年代的中国，这样的革命仍然是反抗现实的黑暗的一种力量，自己还必须给予一定的支持，这是一种明知后果的支持，自然是格外艰难的，这就是为什么鲁迅在前引给朋友的信中说自己常常感到“手足无措”的原因，“这是怎样的苦境？”但是，即使是处在如此巨大的矛盾，如此难言的痛苦中，鲁迅也依然要坚持自己的反抗。于是，他决定公开他与周扬等的分歧，对这些“革命的大人物”、“奴隶总管”进行无情的揭露，写了《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等文。鲁迅当然知道他面对的是谁，会给他带来什么后果。但在原则问题上，鲁迅是绝不会让步的。当有朋友表示不理解时，他这样回答—— “写这信的虽是他一个，却代表了某一群，……因此我以为更有公开答复的必要。倘只我们彼此个人间事，无关大局，则何必在刊物上喋喋哉。先生虑此事‘徒费精力’，实不竟然，投一光辉，可使伏在大纛荫下的群魔嘴脸毕现”。28 在重病中，鲁迅还一再表示——— “他们自有一伙，狼狈为奸，把持着文艺界，弄得乌烟瘴气。我病倘稍愈，还要给以暴露的，那么，中国文艺的前途庶几有救”。29 “我真想做一篇文章，至少五六万字，把历来所受的闷气，都说出来，这其实也是留给将来的一点遗产”。30 请注意鲁迅这里反复说的是“大局”，“中国文艺的前途”，“留给将来的遗产”：他是有一种历史感的，他的思考、焦虑是指向中国的未来的。这位“人间的至爱者”过早地“被死亡所捕获”，使他最终没有来得及写出这“至少五六万字”的长文，但他仍然抓住了最后的机会，留下了他的“遗嘱”与有关文字，也算是“留给将来的一点遗产”。我们不妨再来重读一遍—— “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下，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31 “…一般的绍兴人，并不像上海的‘前进作家’那样憎恶报复，……被压迫者即使没有报复毒心，也绝无被报复的恐惧，只有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凶手或其帮凶们，这才赠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旧恶’的格言，——我到今年，也愈加看透了这些人面东西的秘密”。32 这里针对的正是那些“前进作家”，即前述“革命的大人物”、“奴隶总管”，他们一面“损着别人的牙眼”，像“工头”一样，用鞭子抽打着奴隶，一面却高喊“宽容”，即所谓“犯而勿校”、“勿念旧恶”：说白了，就是我可以用鞭子抽打你，你若要反抗， 就要背上“不宽容”的罪名。这就是鲁迅“今年”也即１９３６年“愈加看透”的这些“人面东西”的“秘密”。看透了就绝不上当，鲁迅强调“一个也不宽恕”，无非是当形形色色的“奴隶主”，那些“吸血吃肉的凶手”及其“帮凶”（包括其最新品种：打着“革命”旗号的“奴隶总管”），还在继续鞭打奴隶，吸他们的血，吃他们的肉的时候，就必须维护奴隶奋起反抗、斗争的权利。“人被压迫了，为什么不斗争？”这是鲁迅在１９２８年面对国民党血腥屠杀时说的话，33 鲁迅临死前坚持的还是８年前这个原则。34 而且鲁迅在谈到与新的“奴隶总管”的斗争时，也一定想起了前述１９２５年的那段话—— “……（辛亥）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 “我觉得什么都要重从新做过”。35 从1925年到1936年，又过去了10多年，而且又有了新的革命；鲁迅却又感到他成了“革命的大人物”、新的“奴隶总管”的奴隶。因此，可以想见，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缠绕于心的依然是“什么都要从新做过”这句话。这可能正是鲁迅遗嘱背后的潜台词，所谓“我一个都不宽恕”，就是要坚持在每一次论战中的“反对一切形式的压迫与奴役，以及为压迫与奴役辩解的任何理论与说教”的基本立场，就是要表明“坚守自己的目标至死不悔”的基本态度。 这样，鲁迅在最后为死亡所捕获时，仍然保持了一个完整的，始终如一的，独立的自我形象。 而活着的人，以及后人将怎样看待他所作的选择，鲁迅不再关心：那已经与他无关了。 注： 一，《忽然想到．三》，《鲁迅全集》３卷，１６页。 二，《革命时代的文学》，《鲁迅全集》３ 卷，４２３页。 三，《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序》，《鲁迅全集》４ 卷，４２６页。 四，《中国人失掉自信心了吗》，《鲁迅全集》６卷，１１８页。 五，致曹白（１９３６年８ 月２ 日）《鲁迅全集》１２卷，４００页。 六，１９２５年５ 月３０ 日致景宋（许广平）信。转引自王得后《〈两地书〉研究》，４３６页，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 七，《两地书．二九》，《鲁迅全集》１１卷，９０页。 八，致章廷谦（１９３０年３ 月２７日），《鲁迅全集》１２卷，８页。 九，参看王彬彬：《鲁迅晚年情怀》，１５４页，上海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 十，《〈阿Ｑ正传〉的成因》，《鲁迅全集》３ 卷，３７７页。 十一，同注８ 十二，这是鲁迅在《中国文坛上的鬼魅》一文中说的话（见《鲁迅全集》6 卷１５３页）。 十三，《半夏小集．三》，《鲁迅全集》６ 卷，５９５页。 十四， 参看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鲁迅全集》６ 卷，５２７页，５３１——５３２页。 十五，参看林林： 十六，《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鲁迅全集》６ 卷，５３０页。 十七，致曹靖华（１９３６年４ 月１ 日）〈《鲁迅全集》１３卷，３４０页。 十八，致沈雁冰（１９３６年２ 月１４ 日），《鲁迅全集》１３卷，３０７页。。 十九，致欧阳山、草明（１９３６年３ 月１８ 日），《鲁迅全集》１３卷，３２９页。 二十，致时玳（１９３６年５ 月２５ 日）〉《鲁迅全集》１３卷，３８４页。 二十一，致萧军（１９３５年１０月４ 日），《鲁迅全集》１３卷，２２６页。 二十二，致胡风（１９３５年９ 月１２日），《鲁迅全集》１３卷，２１１页。在１９３６年５ 月５ 日的通信中，鲁迅再次谈到“有些手执皮鞭，乱打苦工的背脊，自以为在革命的大人物，我深恶之，他其（实）是取了工头的立场而已”（《鲁迅全集》１３卷，３７９页）。 二十三，参看前文及“致欧阳山（１９３６年８ 月２５ 日）”，《鲁迅全集》１３ 卷，４１１页。 二十四，致曹聚仁（１９３４年４ 月３０ 日），《鲁迅全集》３９７页。 二十五，最近出版的《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海婴透露，鲁迅《集外集》的编者，与晚年的鲁迅有密切联系，并深得鲁迅信任的杨霁云先生有一个“至死不肯透露的秘密”，即鲁迅“生前与他谈过许多看法，其中也包括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和执政后的一些分析估计”。（参看《鲁迅与我七十年》，１５９——１６０页，南海出版公司２００１年版） 二十六，见李霁野：《忆鲁迅先生》，写于１９３６年１１月１１日，原载《文季月刊》，收《鲁迅先生纪念集》“悼文”１ 辑６８页，１９７９年上海书店据１９３７年初版本复印。 二十七，据海婴透露，１９５７年反右运动中，当有人问及“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时，毛泽东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鲁迅与我七十年》３７１页，南海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这是可以与鲁迅的前述预言相对照的：鲁迅与毛泽东都把对方看透了。 二十八，致杨霁云（１９３６年８ 月２８日），《鲁迅全集》１３卷，４１６页。 二十九，致王冶秋（１９３６年９ 月１５日），《鲁迅全集》１３卷，４２６页。 三十，致曹靖华（１９３６年５ 月２３日），《鲁迅全集》１３卷，３８３页。 三十一，《死》，《鲁迅全集》６ 卷，６１２的“页。 三十二，《女吊》，《鲁迅全集》６卷，６１８页。 三十三，《文艺与革命》，《鲁迅全集》４ 卷，８３页。 三十四，《忽然想到．三》，《鲁迅全集》３卷，１６页。 闲话鲁迅（附录） 我常常一边上课，一边对我这课有一个反省：这种讲法是有点问题。我采取的是演讲式，飘泼大雨式的向大家贯输，就有可能把大家的思考空间给挤死了，整个课堂里就充满了我一个人的声音。这和我的追求：希望大家独立地思考，自己来认识鲁迅，是有些矛盾的，但在目前情况下，似乎也没有别的办法，还得继续演讲下去。所以，我想作为对我这课的一个弥补，有些问题，包括一些重大的问题，我就不说了，提出来供大家思考。下学期我要开个讨论课，再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对这些问题进行研讨，到时候大家发言，我就不或少发言了。今天我的讲课涉及关于鲁迅的“复仇“等观念，我本来准备展开来讲，后来想，与其我讲，不如把问题提出来让大家思考。我们说过，鲁迅有一个爱憎不相离的一个观点，他认为爱是伟大的，憎也是伟大的。因此，他主张复仇，主张不宽恕。这些年来对如何看待鲁迅的“复仇”、“爱与憎”这些命题，以及与此相联“以暴易暴”这类的问题，是存在着一些比较重大的争论，也包括对鲁迅的一些批评。据我看到的，有的是登在报上的，有的是发表在网上的，有的是写给我个人的。比较多的是一些年轻人从基督教文化的角度，从基督教的爱的哲学的角度对鲁迅的这些观点提出了很多很尖锐的批评和讨论。我只想向大家介绍几篇文章。一篇是一个朋友寄给我的。他的题目很有意思，叫做《面对暴力的鲁迅》。他认为鲁迅在这个问题上陷入了他所说的非常深刻的矛盾，可以看见两个鲁迅：一方面鲁迅看透了这种杀人的戏法，因此，他反对杀人，倡导诚和爱，主张精神疗救。但另一方面，鲁迅面对极端严酷的黑暗现实，他又主张改革最快的是火和剑，也就是说，他支持暴力的反抗。这是一位很虔诚的基督教徒，但他对鲁迅有很深的感情，也就陷入了一个很深刻的矛盾。另一篇文章是网上的，是上海叫朱大可的人写的。他写了一篇文章，叫《殖民地鲁迅和仇恨的政治学的掘起》，对鲁迅那七条遗嘱做出了和我完全不同的解释。我介绍给大家听一听，他说由于这份遗言的出现，一种我称之为“仇恨政治学”的意识形态诞生了，并对中国的20世纪政治运动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鲁迅仇恨政治学有七项基本原则。第一，坚决拒绝世人的物质恩惠。因此他说，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一分钱；第二，彻底否认肉体生命的意义。因此，他说赶快收殓、埋葬、拉倒；第三，坚决拒绝世人的精神恩惠。因此，他说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第四，彻底否认夫妻情感。因此说忘记我，管自己；第五，彻底否认自己毕生经营的事业，要孩子不要当文学家；第六，彻底否认关于爱、承诺和信赖等基本道德元素。因为，他说“别人应许给你事情，千万不要当真”；第七，弘扬以牙还牙的仇恨，嘱咐后人“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人万不可和他接近”。他说，这个仇恨政治学充分展示了暴力的道德正义性。这和马克思的暴力学说：你先剥削、压迫我，然后我再反抗，以及毛泽东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训诫有惊人的相似。他认为，鲁迅的2、6、8条消解了家庭人伦，1、3、6条彻底否认亲善政治学的全部可能性，也就是彻底抛弃了爱的情感及其伦理，成为纯粹的仇恨主义者，为20世纪后中叶及后半叶的广泛蔓延的中国政治仇恨与暴力，开辟着无比犀利的文学道路。这是朱大可先生的一个看法。还有一位任不寐先生在网上发了文章，叫《鲁迅活在我们心中》。这篇文章，完全从基督教文化的角度来对鲁迅提出批评。他认为鲁迅的精神做为一种对黑暗的抵抗，因黑暗的存在而存在，这种存在是有它合理性的。但是，它是有它是偏颇的。偏颇在于：它是一种否认性的文化，是否定性的文化环境中生成的否定性的人格。由于他缺乏来自十字架上的基督之爱的感恩，他不可能有宽容；由于他看不见绝对者的大光，他就用自己的意志来照耀着我们的黑暗，并把自己想象为绝对者。鲁迅沿着否定人格的路径，在中国文学精神世界所给定的逻辑高度追求精神自由所能达到的最高点，但是也是他的局限点。任不寐的意见认为鲁迅在中国文化所给予的可能性当中，他已经达到了最高点了。再要往前突破，再要往前走，就已经是中国文化所不能够解决的，必须引入基督教的文化。这是任不寐先生的一个基本的观点，这是有一定代表性的，有一部分知识分子是想用基督教文化来拯救当前中国，建立一种新的信仰。还有摩罗，他提了另外一个问题，他说鲁迅是一种方式，鲁迅是不是唯一的方式？例如甘地的方式怎么样？在东方，应该有两大圣人。一个鲁迅，一个甘地。甘地式的非暴力，是不可以作为鲁迅的一个参照。在他看来，鲁迅的反抗是一把双刃剑，鲁迅的笔在极有力的杀伤他对手的同时，更严重地杀伤了自身，有可能导致自身的异化，导致自身的冷酷化，从而形成一种曲扭。还有一位王乾坤先生，他在《鲁迅研究月刊》上发表了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叫《说呢，还是不说呢？》，他说我想把什么样的鲁迅推到21世纪去呢？在我心目中，鲁迅是一个黑暗的鲁迅，而且不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黑暗，更是一个深层本体论上的意义的黑暗。这可能是更真实的鲁迅，但是他反问自己：我能把这个鲁迅说出来吗？他认为，我们不能把人性之恶、人生之恐惧暗示给中国的孩子们。如果要这么做，就必须告诉孩子出路在哪里，赎罪的希望、资源在哪里；如果指不出，就会给孩子一种什么样的黑暗呢？我们现在已经几乎什么都没有了，或者压根就不曾有过全民族认可的爱的根源、良知系统和价值公设。孔子没了，孟子没了，耶酥又是外籍。在主流意识里，无论是仁爱，还是博爱，都在不合法中。所以人性的揭露没准就可能，不但不能促进人的警醒，倒反可能引出一批豺狼痞子，就像对世界之恶的体验反倒支持了行恶者，行恶式的心安理得。你恶，我恶，他恶。既然没有一个人是善人，大家都恶吧！所以，王乾坤先生提出一个很尖锐的问题，说我们用什么来抚慰人们心灵的创伤，来支撑其对绝望的恐惧。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还没有这样一双无限温存的手，况且这样的手能否真的抚平创伤是有疑问的。鲁迅当然是大勇者，他是这样的战士，能够在没有救主的情况下，自我舔伤，自我作主，孤身一人肉搏着黑暗，在肉搏中发出大欢喜。那么，无数做不到这一点的人怎么办？他们用什么作为资源或力量来抵挡虚无主义的侵袭，而向黑暗做韧性的抗战，并由此走向大欢喜，走向光明呢？很多的学者都意识到鲁迅之上没有上帝，鲁迅周围没有同道者，鲁迅完全靠他个人的强有力的意志来抗拒着黑暗，但是中国有几个鲁迅这样的人。在缺少那种更强有力的精神的资源的情况下，假如我们都把这样一个黑暗的鲁迅，绝望的鲁迅都说出来，会造成什么后果？但是我们不说又是欺骗，说还是不说？坦白地说，以上几个人的观点，引起我最大共鸣的是王乾坤先生的提问。我常常觉得这么讲鲁迅是造孽，特别是对年轻人讲。我为什么这次特别讲鲁迅的爱，就是这个道理。听过我讲鲁迅课的人就知道，我这次讲课与过去讲课有很大的不同，我极力强调鲁迅的爱，我把他称作“人间至爱者”，什么原因呢？倒不是为批驳什么问题，而是要强调鲁迅内心有一个光明的东西，他有光明做底，正因为他有光明做底，他才能抵御看似强大的黑暗，才能认识强大的黑暗。没有这个底，没有光明做底的话，那我们要学鲁迅就会走歪路。你如果是一个没有强大的解毒力量的人，你去接触鲁迅，是很危险的。鲁迅的思想中充满毒的东西，他的深刻就在于他的毒。如果你没有强大的消解毒的力量，你要去接触这个东西，就很可能导致彻底虚无，成为仇恨社会的人，尽管这不是鲁迅的本意，后果是很可怕的。我接触过一些中学生，已经看到这个苗头，我非常着急。所以我在关注中学语文教育时，反复讲要有光明的底子，从小就要打好“精神的底子”。我刚才介绍给大家的这些观点，就说明鲁迅的问题是很复杂的，而且很有意思。人们从几种不同的立场上对鲁迅的辩驳或对鲁迅的担忧，我觉得都很能引起我们思考。以后我们有机会，或许可以来讨论这样一些题目，如“鲁迅和基督教文化” 、“鲁迅和信仰”、“爱和憎”、“怎么看鲁迅的复仇”、“鲁迅的不宽容”、“鲁迅的存在意义上的黑暗是什么，应如何看待“等等。我希望同学们能够下去思考。不要轻易地简单地说别人在否定鲁迅、歪曲鲁迅，鲁迅也无需有人去“保卫”。我介绍的这些文章，有些观点、有些语言是我绝对不能接受的，但是他也在思考，这就够了，有不同意见正可以争论，在思想的相互撞击中校正、深化各自的思想。我的课有两个任务，一个是介绍，让大家知道鲁迅写了那些作品，有些什么思考与追求；另一个任务，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思考这样一些问题。我们没有必要以鲁迅之是为是，也没有必要故意去反鲁迅。我们就是要认真地去研究，去思考，这样就会使我们自己获得一种精神的力量，说实在话，大家可以感觉到这些都是现实的问题，跟我们每个人的安身立命都是直接相关的。 当然，鲁迅在选择合作的时候，也是有精神准备的：他知道这样的合作是很复杂的，并且是要付出代价的。早在1927年，那时国共还在合作的时候，许广平曾经写信给鲁迅，说“我想加入中国国民党，你的意见怎么样？”，鲁迅的回答是：凡是“团体，一定有范围，尚服从公决的”，“如要思想自由，特立独行，便不相宜，如能牺牲若干自己的意见，就可以”。6 这看法很实际，所以，当鲁迅决定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时候，他就做好了准备，既然有合作，就必须有妥协。这是不同的逻辑：当鲁迅作为思想家存在的时候，他的思想逻辑要求彻底不妥协；当他决定要和一定的社会力量相结合，要参加一定的社会运动的时候，作为行动者的逻辑，就要讲妥协。鲁迅对于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他知道对方要利用他。但他说：“我明知道几个人做事，真出于‘为天下’是很少的。但人于现状，总该有点不平、反抗、改良的意思。只这一点共同目的，便可以合作。即使含些‘利用’的私心也不妨”。7 鲁迅参加左联的时候，心里就明白，又要当一回“梯子”，在给朋友的信中，颇为感慨地说：“中国之可作梯子者，其实除我之外，也无几了”。8 这还是那个原则：一个团体只要大的目的正确，当梯子也不妨；作为个人只要总的说来是好的，有一点私心也不妨。有研究者认为，由此可以看出鲁迅对人性的弱点有清醒的认识，而且采取一种宽容的态度。9 这是有道理的。 但是鲁迅的妥协也是限度的；他还有一条原则：“废物何妨利用”，“但倘若用得我太苦，是不行的”，“要专指我为某家的牛，将我关在他的牛牢内，也不行的”，“如果连肉都要出卖，那自然更不行”。10 就是要坚守自己的独立性：被利用无妨，占有是不行的。一定程度的妥协与被利用，这也是我自己的选择所要付出的代价；但妥协有一条线:不能当奴隶，不能放弃我的基本立场，理念，追求，做人的基本原则，被别人（不管是什么人，什么势力）占有了我，成为它的工具。正是这样一个态度就决定了他和中国任何一种力量的合作都必然是有限度的，必然会有冲突与斗争，鲁迅对此是心里有数，有思想准备的。在前述给友人的信中，就谈到他在参加左翼作家联盟的会上，“一览了荟萃于上海的革命作家，然而以我看来，皆茄花色”，11 颜色既杂，不免泥沙俱下，终有分离的一天。 事实上，冲突是不断的，以后我们还会作深入的讨论，这里要说的是，1936年，鲁迅病最重的时候，发生了最为严重的冲突。当时中国正处于抗战的前夕，面对着异族侵略，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建立抗日的统一战线的主张，作为上海文艺界党组织领导，周扬他们则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鲁迅对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是支持的，对国防文学口号也是支持的，只是觉得这个口号太含糊不清，就和冯雪峰和胡风商量，又提出一个“民族革命战争大众文学”的口号。鲁迅多次表示这两个口号是可以并存的，不是绝对冲突的；但他觉得作为左翼作家还应坚持“大众文学”的立场。——我们说过，五四时期鲁迅就有“弱者、幼者本位”的思想，到了30年代，就更加自觉地站住被压迫被侮辱的大众这一边，这是他一个基本立场。因此，他认为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是必要的，但必须要注意维护大众的利益，不能在“一致对外”的口号上来损害大众的利益。在《半夏小集》（这也是１９３６年一篇很重要的文章）里，他意味深长地拟写了这样一段对话—— “Ａ：你们大家来品评一下罢 , B 竟蛮不讲理的把我的大衫剥去了！ Ｂ：因为Ａ还是不穿大衫好看。我剥它掉，是提拔他，要不然，我还不屑剥呢。 Ａ：不过我自己却以为还是穿着好…… C：现在东北四省丢掉了，你漫不管，只嚷你自己的大衫，你这利己主义者，你这猪猡！ Ｃ太太：他竟毫不知道Ｂ先生是合作的好伴侣，这昏蛋！” 这正是鲁迅所担心的：借口民族危亡，肆无忌惮地剥穷人的衣衫，剥削与压迫自己人。鲁迅警告说—— “用笔和舌，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到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的奴隶好’。” 在鲁迅的观念中，做异族的奴隶不行，做自己的奴隶也不行：他要反对的是一切形态的奴隶制度；而且在任何情况下，他都要坚持维护普通民众的基本利益——这是鲁迅的根本立场，也是他的“底线”：在这一点上，是不能有任何妥协和让步的。而在他看来，１９３６年的中国思想文化界正存在着这样的危险：有人在“爱国抗日”的旗帜下，美化与强化国内现实存在的人压迫人的奴隶制度，在“一致对外”的口号下， 损害劳苦大众的基本利益；而“先前投敌的一批‘革命作家’，就以‘联合’的先觉者自居”，以至于当年“使劲地拉住了那脖子套上了绞索的朋友的脚”12 的出卖行为也“好像都是‘前进’的光明事业”。13 ——为谋求被压迫者的解放而牺牲的年轻革命者的尸体一直压在鲁迅的心上，是他不能遗忘的永恒记忆，一切掩盖和美化历史的血腥的“努力”，都是他绝对不能接受的：这也是他必须坚守的“底线”。在前引《女吊》一文的结尾，他将“被压迫者”与所谓“前进作家”对立，就是因为在他看来，后者正是“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凶手或其帮闲”，对于他们是绝不能“犯而勿校”或“勿念旧恶”的。 鲁迅确实以为两个口号可以并存而相互补充，意见不同大家可以争论。这是鲁迅的逻辑，也可以说是现代民主的一个基本逻辑。但周扬们却另有逻辑：“国防文学”这一口号是党提的，再另提口号，就是标新立异，和党抗争。于是他们就给鲁迅加上一个“不理解党的政策，危害统一战线”的罪名，14 这里实际上就提出了一个“以是否理解与服从党的政策来判断是非，以至革命、非革命”的标准，这是一个“党专政”的逻辑，与前述现代民主的逻辑是根本对立的。同时提出的问题，对鲁迅这样的左翼知识分子来说，也许是格外严重的：他们在作出和党合作的选择以后，还可不可以提出与党不同的意见，可不可以标新立异，也就是说，还要不要、能不能保持自己思想，以至行动的独立性。对于鲁迅这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如前所分析，他支持中国共产党，完全是出于自己的独立判断，独立意志，而且是有前提的；因此，当他发现自己与中国共产党或者其具体的组织与领导人（如当时作为上海文化界党组织负责人的周扬）之间存在意见的分歧，他当然要公开提出与维护自己的观点，维护自己批评与反对的权利和独立意志。但在当时与以后，在知识分子中确实存在着另一种选择。周扬等在遭到鲁迅的反对以后，认为必须找一个强有力的人来和鲁迅对抗，当然是郭沫若最合适。于是就派党员去找远在日本的郭沫若。据这位党员回忆，最初，郭沫若本人也不大赞成国防文学口号。但是一听说这是党的主张，立刻就明确表示：我要做“党的喇叭”，并且写了文章，表示拥护。15 因此，在我看来，１９３６年这场争论对要求进步的左翼知识分子是一个严重的考验，也可以说是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史上的一个关键时刻。它几乎是决定了以后知识分子的命运，甚至中国历史的发展的。可以说，以后的历史就是重复这两条路：一条是郭沫若式的，在任何时候都无条件地做“党的喇叭”，不管自己理解不理解，同意不同意，不理解、不同意也支持，其最后造成的悲剧（包括郭沫若本人的悲剧），今天已经看得很清楚。另一条路就是像鲁迅那样，始终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支持或不支持，以至公开反对都是独立思考的结果，都是一种独立的选择——大家不要把独立思考理解为绝对反对，处处唱反调；鲁迅至死也没有改变从总体上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他要坚守的是独立思考与独立表达的自由权利：我赞成你的观点，我就公开表示支持，我不赞成你的观点，也要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用鲁迅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不听他们指挥”。16 凡是坚持鲁迅这一独立立场的知识分子，以后大都惨遭迫害，没有好日子过。这都是人们所熟知的历史：两类知识分子，两种选择，最后到了“文化大革命”都没有好下场：最终要否定的是知识与知识分子本身。 另一个分歧，是鲁迅反对无原则地解散左联。我们刚才说过，鲁迅对左联从一开始就是有看法的，但他更看重的是，左联中有许多青年“很有实实在在的译作，不求虚名”。17 因此，当他听说周扬等要解散左联，另成立组织的时候，他的反应是—— “……左联，虽镇压，却还有人剩在地底下的。惟不知想由此走到地面上，而且入于交际社会的作家，如何办法耳”。18 这里再一次出现了鲁迅的“地底下”的概念：在他看来，不管左联存在着怎样的弱点，但它是在“地底下”，也即与中国的底层民众站住一起，尽管被镇压，仍然在为中国的未来默默奋斗。——就在这一年的３ 月，他在给两位年轻的左联作家的通信中，还谈到：“中国正需要肯做苦工的人，而这种工人很少，我又年纪渐老，体力不济起来，却是一件憾事”，19 可见鲁迅对肯做苦工的左翼青年作家是寄以厚望的。现在周扬们急于解散左联，从“地底下”走到“地面上”，鲁迅就不免产生怀疑：你们到底是不是真正地脚踏实地地在为现代中国人的生存而奋斗？他在一封信里这样批评这些所谓的“前进作家”：“他们误以为做成一个作家，专靠计策，不靠作品的。所以一有一件大事，就想借此连络谁，打倒谁，把自己抬上去”。20 在前述答徐懋庸的信中，更是尖锐批评他们“借革命以营私”——鲁迅在《女吊》中说：“我到今年，也愈加看透了这些人面东西的秘密”。看透这一点，对于鲁迅，是有一种格外严重的意义的。因为如前所述，鲁迅支持共产主义运动，是有两个前提的，一是反对一切奴役与压迫，追求“几万万民众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的理想；二是脚踏实地为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奋斗。现在他却发现这些自称“共产主义者”的“前进作家”，既在“一致对外”的口号下，美化现存的奴隶制度，又“不顾革命的大众的利益，而只借革命以营私”：这是一批“拉大旗，作虎皮”的假共产主义者。尽管鲁迅不会因此而放弃他对前述两个前提的追求，也不会放弃他对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支持——他早就说过：“至于我的先前受人愚弄呢，那自然；但也不是第一次了，不过在他们还未露出原形，他们做事好像还于中国有益的时候，我是出力的。这是我历来做事的主意，根柢即在总账问题。即使第一次受骗了，第二次也有被骗的可能，我还是做，因为被人偷过一次，也不能疑心世界上全是偷儿，只好仍旧打杂”，21 但“被愚弄感”却是真实存在的，而且也会引起他内心的自责：他再一次地把中国人、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国的自称革命的前进的知识分子看得太好了 ——谁说鲁迅刻毒，他其实还是太善良了。 但鲁迅之为鲁迅，就在于他总是能够通过事实的教训，深化他对中国问题的认识：在鲁迅的思想与文学世界里，又出现了一种新的社会典型。在一封给朋友的信中，他这样谈到了自己的一种直观感受—— “以我自己而论，总觉得缚了一条铁索，有一个工头在背后用鞭子打我，无论我怎样起劲的做，也是打，而我回头去问自己的错处时，他却拱手客气的说，我做得好极了，他和我感情好极了，今天天气哈哈哈……。真常常令我手足无措，我不敢对别人说关于我们的话，对于外国人，我避而不谈，不得已时，就撒谎。你看这是怎样的苦境？”22 而当徐懋庸等趁其病危，打上门来，以“实际解决”，相威胁时，鲁迅是真的愤怒了。他质问道：“什么是‘实际解决’？是充军，还是杀头呢？”更重要的是，鲁迅由如此“锻炼人罪，戏弄权威”，而提炼出一个重要的概念：“奴隶总管”，这是“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呼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横暴者”。与“奴隶总管”类似的，还有“工头”、“在革命的大人物”与“文坛皇帝”23 等命名。 这是鲁迅对中国现代史上的一种新的社会典型的发现与概括，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他们打着“革命”的“大旗”，也就是说，是以反抗压迫与奴役为自己的理想与追求目标的，因此，鲁迅本是视为“我们”自己人的；但在实践中，一旦成为某种势力，拥有某种权威，就会“戏弄权威”，“倚势（！）定人罪名”，而且“批判的武器”必然要变成“武器的批判”，最后以权势杀人，仍然没有走出“造反（革命）当皇帝”的老路。这又是一次历史的循环：从反抗奴役和压迫这道门走进去，却走进了制造新的奴役与压迫的房间，自己成了“奴隶总管”。 鲁迅由此而看清了自己这样的知识分子的命运与前途：怀着反抗奴役与压迫、追求自由的理想参加（或支持）革命（请记住这一点：在鲁迅生活的30年代，以及以后的４０ 年代，那些左翼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中是最迫切地追求自由、最强烈地反抗奴役和压迫的，他们才冒着生命的危险选择了革命），但却最终不免成为自己的革命的牺牲品。1934年鲁迅在一封书信里就作了这样的预言：“倘当（旧社会——钱注）崩溃之际，竟尚幸存，当乞红背心扫上海马路耳”。24 到１９３６年，鲁迅在与周扬等的论争中对革命胜利后自己与知识分子的命运就有了更为具体与深入的思考，25 以至他在与冯雪峰的一次谈话中，突然说了一句令人惊骇的话：“你们来到时，我要逃亡，因为首先要杀的恐怕是我”，26 但鲁迅却显然经过了深思熟虑。27 对于鲁迅来说，困难也许更在于，尽管他已经预见了革命成功后的结果，但在３０ 年代的中国，这样的革命仍然是反抗现实的黑暗的一种力量，自己还必须给予一定的支持，这是一种明知后果的支持，自然是格外艰难的，这就是为什么鲁迅在前引给朋友的信中说自己常常感到“手足无措”的原因，“这是怎样的苦境？”但是，即使是处在如此巨大的矛盾，如此难言的痛苦中，鲁迅也依然要坚持自己的反抗。于是，他决定公开他与周扬等的分歧，对这些“革命的大人物”、“奴隶总管”进行无情的揭露，写了《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等文。鲁迅当然知道他面对的是谁，会给他带来什么后果。但在原则问题上，鲁迅是绝不会让步的。当有朋友表示不理解时，他这样回答—— “写这信的虽是他一个，却代表了某一群，……因此我以为更有公开答复的必要。倘只我们彼此个人间事，无关大局，则何必在刊物上喋喋哉。先生虑此事‘徒费精力’，实不竟然，投一光辉，可使伏在大纛荫下的群魔嘴脸毕现”。28 在重病中，鲁迅还一再表示——— “他们自有一伙，狼狈为奸，把持着文艺界，弄得乌烟瘴气。我病倘稍愈，还要给以暴露的，那么，中国文艺的前途庶几有救”。29 “我真想做一篇文章，至少五六万字，把历来所受的闷气，都说出来，这其实也是留给将来的一点遗产”。30 请注意鲁迅这里反复说的是“大局”，“中国文艺的前途”，“留给将来的遗产”：他是有一种历史感的，他的思考、焦虑是指向中国的未来的。这位“人间的至爱者”过早地“被死亡所捕获”，使他最终没有来得及写出这“至少五六万字”的长文，但他仍然抓住了最后的机会，留下了他的“遗嘱”与有关文字，也算是“留给将来的一点遗产”。我们不妨再来重读一遍—— “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下，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31 “…一般的绍兴人，并不像上海的‘前进作家’那样憎恶报复，……被压迫者即使没有报复毒心，也绝无被报复的恐惧，只有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凶手或其帮凶们，这才赠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旧恶’的格言，——我到今年，也愈加看透了这些人面东西的秘密”。32 这里针对的正是那些“前进作家”，即前述“革命的大人物”、“奴隶总管”，他们一面“损着别人的牙眼”，像“工头”一样，用鞭子抽打着奴隶，一面却高喊“宽容”，即所谓“犯而勿校”、“勿念旧恶”：说白了，就是我可以用鞭子抽打你，你若要反抗， 就要背上“不宽容”的罪名。这就是鲁迅“今年”也即１９３６年“愈加看透”的这些“人面东西”的“秘密”。看透了就绝不上当，鲁迅强调“一个也不宽恕”，无非是当形形色色的“奴隶主”，那些“吸血吃肉的凶手”及其“帮凶”（包括其最新品种：打着“革命”旗号的“奴隶总管”），还在继续鞭打奴隶，吸他们的血，吃他们的肉的时候，就必须维护奴隶奋起反抗、斗争的权利。“人被压迫了，为什么不斗争？”这是鲁迅在１９２８年面对国民党血腥屠杀时说的话，33 鲁迅临死前坚持的还是８年前这个原则。34 而且鲁迅在谈到与新的“奴隶总管”的斗争时，也一定想起了前述１９２５年的那段话—— “……（辛亥）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 “我觉得什么都要重从新做过”。35 从1925年到1936年，又过去了10多年，而且又有了新的革命；鲁迅却又感到他成了“革命的大人物”、新的“奴隶总管”的奴隶。因此，可以想见，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缠绕于心的依然是“什么都要从新做过”这句话。这可能正是鲁迅遗嘱背后的潜台词，所谓“我一个都不宽恕”，就是要坚持在每一次论战中的“反对一切形式的压迫与奴役，以及为压迫与奴役辩解的任何理论与说教”的基本立场，就是要表明“坚守自己的目标至死不悔”的基本态度。 这样，鲁迅在最后为死亡所捕获时，仍然保持了一个完整的，始终如一的，独立的自我形象。 而活着的人，以及后人将怎样看待他所作的选择，鲁迅不再关心：那已经与他无关了。 注： 一，《忽然想到．三》，《鲁迅全集》３卷，１６页。 二，《革命时代的文学》，《鲁迅全集》３ 卷，４２３页。 三，《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序》，《鲁迅全集》４ 卷，４２６页。 四，《中国人失掉自信心了吗》，《鲁迅全集》６卷，１１８页。 五，致曹白（１９３６年８ 月２ 日）《鲁迅全集》１２卷，４００页。 六，１９２５年５ 月３０ 日致景宋（许广平）信。转引自王得后《〈两地书〉研究》，４３６页，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 七，《两地书．二九》，《鲁迅全集》１１卷，９０页。 八，致章廷谦（１９３０年３ 月２７日），《鲁迅全集》１２卷，８页。 九，参看王彬彬：《鲁迅晚年情怀》，１５４页，上海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 十，《〈阿Ｑ正传〉的成因》，《鲁迅全集》３ 卷，３７７页。 十一，同注８ 十二，这是鲁迅在《中国文坛上的鬼魅》一文中说的话（见《鲁迅全集》6 卷１５３页）。 十三，《半夏小集．三》，《鲁迅全集》６ 卷，５９５页。 十四， 参看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鲁迅全集》６ 卷，５２７页，５３１——５３２页。 十五，参看林林： 十六，《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鲁迅全集》６ 卷，５３０页。 十七，致曹靖华（１９３６年４ 月１ 日）〈《鲁迅全集》１３卷，３４０页。 十八，致沈雁冰（１９３６年２ 月１４ 日），《鲁迅全集》１３卷，３０７页。。 十九，致欧阳山、草明（１９３６年３ 月１８ 日），《鲁迅全集》１３卷，３２９页。 二十，致时玳（１９３６年５ 月２５ 日）〉《鲁迅全集》１３卷，３８４页。 二十一，致萧军（１９３５年１０月４ 日），《鲁迅全集》１３卷，２２６页。 二十二，致胡风（１９３５年９ 月１２日），《鲁迅全集》１３卷，２１１页。在１９３６年５ 月５ 日的通信中，鲁迅再次谈到“有些手执皮鞭，乱打苦工的背脊，自以为在革命的大人物，我深恶之，他其（实）是取了工头的立场而已”（《鲁迅全集》１３卷，３７９页）。 二十三，参看前文及“致欧阳山（１９３６年８ 月２５ 日）”，《鲁迅全集》１３ 卷，４１１页。 二十四，致曹聚仁（１９３４年４ 月３０ 日），《鲁迅全集》３９７页。 二十五，最近出版的《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海婴透露，鲁迅《集外集》的编者，与晚年的鲁迅有密切联系，并深得鲁迅信任的杨霁云先生有一个“至死不肯透露的秘密”，即鲁迅“生前与他谈过许多看法，其中也包括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和执政后的一些分析估计”。（参看《鲁迅与我七十年》，１５９——１６０页，南海出版公司２００１年版） 二十六，见李霁野：《忆鲁迅先生》，写于１９３６年１１月１１日，原载《文季月刊》，收《鲁迅先生纪念集》“悼文”１ 辑６８页，１９７９年上海书店据１９３７年初版本复印。 二十七，据海婴透露，１９５７年反右运动中，当有人问及“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时，毛泽东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鲁迅与我七十年》３７１页，南海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这是可以与鲁迅的前述预言相对照的：鲁迅与毛泽东都把对方看透了。 二十八，致杨霁云（１９３６年８ 月２８日），《鲁迅全集》１３卷，４１６页。 二十九，致王冶秋（１９３６年９ 月１５日），《鲁迅全集》１３卷，４２６页。 三十，致曹靖华（１９３６年５ 月２３日），《鲁迅全集》１３卷，３８３页。 三十一，《死》，《鲁迅全集》６ 卷，６１２的“页。 三十二，《女吊》，《鲁迅全集》６卷，６１８页。 三十三，《文艺与革命》，《鲁迅全集》４ 卷，８３页。 三十四，《忽然想到．三》，《鲁迅全集》３卷，１６页。 闲话鲁迅（附录） 我常常一边上课，一边对我这课有一个反省：这种讲法是有点问题。我采取的是演讲式，飘泼大雨式的向大家贯输，就有可能把大家的思考空间给挤死了，整个课堂里就充满了我一个人的声音。这和我的追求：希望大家独立地思考，自己来认识鲁迅，是有些矛盾的，但在目前情况下，似乎也没有别的办法，还得继续演讲下去。所以，我想作为对我这课的一个弥补，有些问题，包括一些重大的问题，我就不说了，提出来供大家思考。下学期我要开个讨论课，再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对这些问题进行研讨，到时候大家发言，我就不或少发言了。今天我的讲课涉及关于鲁迅的“复仇“等观念，我本来准备展开来讲，后来想，与其我讲，不如把问题提出来让大家思考。我们说过，鲁迅有一个爱憎不相离的一个观点，他认为爱是伟大的，憎也是伟大的。因此，他主张复仇，主张不宽恕。这些年来对如何看待鲁迅的“复仇”、“爱与憎”这些命题，以及与此相联“以暴易暴”这类的问题，是存在着一些比较重大的争论，也包括对鲁迅的一些批评。据我看到的，有的是登在报上的，有的是发表在网上的，有的是写给我个人的。比较多的是一些年轻人从基督教文化的角度，从基督教的爱的哲学的角度对鲁迅的这些观点提出了很多很尖锐的批评和讨论。我只想向大家介绍几篇文章。一篇是一个朋友寄给我的。他的题目很有意思，叫做《面对暴力的鲁迅》。他认为鲁迅在这个问题上陷入了他所说的非常深刻的矛盾，可以看见两个鲁迅：一方面鲁迅看透了这种杀人的戏法，因此，他反对杀人，倡导诚和爱，主张精神疗救。但另一方面，鲁迅面对极端严酷的黑暗现实，他又主张改革最快的是火和剑，也就是说，他支持暴力的反抗。这是一位很虔诚的基督教徒，但他对鲁迅有很深的感情，也就陷入了一个很深刻的矛盾。另一篇文章是网上的，是上海叫朱大可的人写的。他写了一篇文章，叫《殖民地鲁迅和仇恨的政治学的掘起》，对鲁迅那七条遗嘱做出了和我完全不同的解释。我介绍给大家听一听，他说由于这份遗言的出现，一种我称之为“仇恨政治学”的意识形态诞生了，并对中国的20世纪政治运动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鲁迅仇恨政治学有七项基本原则。第一，坚决拒绝世人的物质恩惠。因此他说，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一分钱；第二，彻底否认肉体生命的意义。因此，他说赶快收殓、埋葬、拉倒；第三，坚决拒绝世人的精神恩惠。因此，他说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第四，彻底否认夫妻情感。因此说忘记我，管自己；第五，彻底否认自己毕生经营的事业，要孩子不要当文学家；第六，彻底否认关于爱、承诺和信赖等基本道德元素。因为，他说“别人应许给你事情，千万不要当真”；第七，弘扬以牙还牙的仇恨，嘱咐后人“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人万不可和他接近”。他说，这个仇恨政治学充分展示了暴力的道德正义性。这和马克思的暴力学说：你先剥削、压迫我，然后我再反抗，以及毛泽东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训诫有惊人的相似。他认为，鲁迅的2、6、8条消解了家庭人伦，1、3、6条彻底否认亲善政治学的全部可能性，也就是彻底抛弃了爱的情感及其伦理，成为纯粹的仇恨主义者，为20世纪后中叶及后半叶的广泛蔓延的中国政治仇恨与暴力，开辟着无比犀利的文学道路。这是朱大可先生的一个看法。还有一位任不寐先生在网上发了文章，叫《鲁迅活在我们心中》。这篇文章，完全从基督教文化的角度来对鲁迅提出批评。他认为鲁迅的精神做为一种对黑暗的抵抗，因黑暗的存在而存在，这种存在是有它合理性的。但是，它是有它是偏颇的。偏颇在于：它是一种否认性的文化，是否定性的文化环境中生成的否定性的人格。由于他缺乏来自十字架上的基督之爱的感恩，他不可能有宽容；由于他看不见绝对者的大光，他就用自己的意志来照耀着我们的黑暗，并把自己想象为绝对者。鲁迅沿着否定人格的路径，在中国文学精神世界所给定的逻辑高度追求精神自由所能达到的最高点，但是也是他的局限点。任不寐的意见认为鲁迅在中国文化所给予的可能性当中，他已经达到了最高点了。再要往前突破，再要往前走，就已经是中国文化所不能够解决的，必须引入基督教的文化。这是任不寐先生的一个基本的观点，这是有一定代表性的，有一部分知识分子是想用基督教文化来拯救当前中国，建立一种新的信仰。还有摩罗，他提了另外一个问题，他说鲁迅是一种方式，鲁迅是不是唯一的方式？例如甘地的方式怎么样？在东方，应该有两大圣人。一个鲁迅，一个甘地。甘地式的非暴力，是不可以作为鲁迅的一个参照。在他看来，鲁迅的反抗是一把双刃剑，鲁迅的笔在极有力的杀伤他对手的同时，更严重地杀伤了自身，有可能导致自身的异化，导致自身的冷酷化，从而形成一种曲扭。还有一位王乾坤先生，他在《鲁迅研究月刊》上发表了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叫《说呢，还是不说呢？》，他说我想把什么样的鲁迅推到21世纪去呢？在我心目中，鲁迅是一个黑暗的鲁迅，而且不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黑暗，更是一个深层本体论上的意义的黑暗。这可能是更真实的鲁迅，但是他反问自己：我能把这个鲁迅说出来吗？他认为，我们不能把人性之恶、人生之恐惧暗示给中国的孩子们。如果要这么做，就必须告诉孩子出路在哪里，赎罪的希望、资源在哪里；如果指不出，就会给孩子一种什么样的黑暗呢？我们现在已经几乎什么都没有了，或者压根就不曾有过全民族认可的爱的根源、良知系统和价值公设。孔子没了，孟子没了，耶酥又是外籍。在主流意识里，无论是仁爱，还是博爱，都在不合法中。所以人性的揭露没准就可能，不但不能促进人的警醒，倒反可能引出一批豺狼痞子，就像对世界之恶的体验反倒支持了行恶者，行恶式的心安理得。你恶，我恶，他恶。既然没有一个人是善人，大家都恶吧！所以，王乾坤先生提出一个很尖锐的问题，说我们用什么来抚慰人们心灵的创伤，来支撑其对绝望的恐惧。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还没有这样一双无限温存的手，况且这样的手能否真的抚平创伤是有疑问的。鲁迅当然是大勇者，他是这样的战士，能够在没有救主的情况下，自我舔伤，自我作主，孤身一人肉搏着黑暗，在肉搏中发出大欢喜。那么，无数做不到这一点的人怎么办？他们用什么作为资源或力量来抵挡虚无主义的侵袭，而向黑暗做韧性的抗战，并由此走向大欢喜，走向光明呢？很多的学者都意识到鲁迅之上没有上帝，鲁迅周围没有同道者，鲁迅完全靠他个人的强有力的意志来抗拒着黑暗，但是中国有几个鲁迅这样的人。在缺少那种更强有力的精神的资源的情况下，假如我们都把这样一个黑暗的鲁迅，绝望的鲁迅都说出来，会造成什么后果？但是我们不说又是欺骗，说还是不说？坦白地说，以上几个人的观点，引起我最大共鸣的是王乾坤先生的提问。我常常觉得这么讲鲁迅是造孽，特别是对年轻人讲。我为什么这次特别讲鲁迅的爱，就是这个道理。听过我讲鲁迅课的人就知道，我这次讲课与过去讲课有很大的不同，我极力强调鲁迅的爱，我把他称作“人间至爱者”，什么原因呢？倒不是为批驳什么问题，而是要强调鲁迅内心有一个光明的东西，他有光明做底，正因为他有光明做底，他才能抵御看似强大的黑暗，才能认识强大的黑暗。没有这个底，没有光明做底的话，那我们要学鲁迅就会走歪路。你如果是一个没有强大的解毒力量的人，你去接触鲁迅，是很危险的。鲁迅的思想中充满毒的东西，他的深刻就在于他的毒。如果你没有强大的消解毒的力量，你要去接触这个东西，就很可能导致彻底虚无，成为仇恨社会的人，尽管这不是鲁迅的本意，后果是很可怕的。我接触过一些中学生，已经看到这个苗头，我非常着急。所以我在关注中学语文教育时，反复讲要有光明的底子，从小就要打好“精神的底子”。我刚才介绍给大家的这些观点，就说明鲁迅的问题是很复杂的，而且很有意思。人们从几种不同的立场上对鲁迅的辩驳或对鲁迅的担忧，我觉得都很能引起我们思考。以后我们有机会，或许可以来讨论这样一些题目，如“鲁迅和基督教文化” 、“鲁迅和信仰”、“爱和憎”、“怎么看鲁迅的复仇”、“鲁迅的不宽容”、“鲁迅的存在意义上的黑暗是什么，应如何看待“等等。我希望同学们能够下去思考。不要轻易地简单地说别人在否定鲁迅、歪曲鲁迅，鲁迅也无需有人去“保卫”。我介绍的这些文章，有些观点、有些语言是我绝对不能接受的，但是他也在思考，这就够了，有不同意见正可以争论，在思想的相互撞击中校正、深化各自的思想。我的课有两个任务，一个是介绍，让大家知道鲁迅写了那些作品，有些什么思考与追求；另一个任务，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思考这样一些问题。我们没有必要以鲁迅之是为是，也没有必要故意去反鲁迅。我们就是要认真地去研究，去思考，这样就会使我们自己获得一种精神的力量，说实在话，大家可以感觉到这些都是现实的问题，跟我们每个人的安身立命都是直接相关的。